杨德昌的《独立时代》，拍摄时间是1994年，《牯岭少年杀人事件》之后，《一一》之前，对应时间的台北，是富起来的台北人，文化产业开始兴起的时代。据杨德昌自己的随笔说，是新儒学开始走红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华人社会呈现出什么样貌，小杨有自己的理解，于是他交了一份答卷：《独立时代》，英文名说得更明白——《Confucian Confusion》（夫子的困惑）。也许因为这样，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呈现出比其他作品更多的说教姿态。
整部电影是说教的：所有人都有自己做人的方式，都有自己对华人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解，总在喋喋不休地告诉别人做人的道理，看起来都那么睿智，却在自己遇到问题时败得一塌糊涂。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观念，电影的说教也许不是杨的问题，只是社会如此，大家都身在其中而不觉罢了。
故事的开头是孔子的话，意思是，人民没有钱，富之；富起来了又如何？教之。最后落在“教”字上，当然，新时代有新名词，大家管它叫“文化产业”。
画面还未呈现的时候，便是小波的答记者问，把迎合大众曲解成民主，解释自己的抄袭行为。大屏幕上是一面镜子，小波穿着轮鞋在记者之间自由穿行，摆着先锋艺术的姿态，记者忙碌着，记录，审问。镜头一转，Melly被姐姐教训，说她不会做人，而后便以琪琪为榜样教育她要做个受人喜欢的文化产品。再一转，琪琪笑容甜美，对每个人都和颜悦色。大家都拿琪琪做榜样，却都毫无质疑地相信，琪琪的笑容是装出来的。
琪琪真的是装的吗？两个地方说明了问题：一是男友小明见Melly的公司走下坡路，希望琪琪及早脱身，被琪琪拒绝。另外一处是一个长镜头，画面中琪琪在Melly遇到问题时显得焦躁不安，站在透明的大玻璃后面，不时地扭动着身体。
杨德昌借着作家的嘴抛出了一个命题：孔夫子如果跑到现代，发现自己很受大家的欢迎，然而大家都向他讨教做人处世的道理，因为大家都相信他的理论是编出来骗人的。
这便是现代社会。有人说中国人是功利的，连信仰也是如此。有智利游记为证，有公款旅游者，成为一门派，口号是见神就拜，反正拜了不损失什么，或许哪天惹了麻烦在这个神的地盘，留个关系网好办事。宗教的世俗化，哪里都有，但大众以这么理直气壮地以世俗的方式理解宗教，怕是中国独有。记得《牯岭》时代的小四，还带着天真的气息，为此他杀了心爱的女孩；小猫王还在为摇滚奋斗者，虽然最后磁带被扔进了垃圾桶；哈尼还有理想主义的色彩，结果死于毫无理想的对手的陷害。转眼间黑暗的时代灰飞烟灭，人民富裕了，信仰也连带着没有了，一点点都没有了。艺术、文学、文化，统统都产业化了。
杨德昌很有意思的一点，他的电影，英文名和中文名差别很大，但电影的内容，两个题目都能扣上。《独立时代》扣的题，一个是夫子的困惑，另一个是“独立时代”。Melly是富家女，做文化公司做得一塌糊涂，也不喜欢，她不过是为了向被家族订婚的老公摆个“我要独立”的姿态。Melly的姐姐是早年为了爱情闹过独立的，嫁了作家，现在却后悔了，和孤僻的作家分了居又羞于承认，在电视中依然告诉大家“只要一小时，你们就能像我一样幸福”。小明一直以贪污腐败的父亲为耻，却阴差阳错地陷害了正直的同事，成为官僚小团体中的一员。作家看起来是最独立的，守着清贫，写着销不出去的书，看上去那么达观，但说到底还是怕死，琪琪一出现，他的姿态立刻变化。小波原本就是文化流氓，色心大，色胆小，看起来很先锋，Melly老公阿King一发现他和Melly的关心，立刻吓得摊倒在地。反倒是琪琪，看起来左右逢源，到决断时，便真的断了。更有趣的是阿King在形容和Melly关系的时候用了“一国两制”，看看一国两制的双方，一个摆着姿态要独立遇到困难便退缩了，另一个摆着大度的姿态私底下却跳脚怄气，笑，不知是否影射什么。
这样一个时代，闹女权、闹独立、闹性解放，最后，到底谁独立了？
最后说电影的特点。杨德昌喜欢画外音，一个黑幕，背后有主角的对话，有旁边旁逸斜出的各种声音，看似无关，却让人遐想人物的各种关系。还有他喜欢镜中的取角，让我们看见在镜子里的人，像做戏一样，笑着哭着。到这部电影，这两点运用得尤为多，超出看过的他的其他作品。杨喜欢多人物多线程的特点，在本部也展露无遗。说教到这部浓到极点，有人说这是理科生的议文，不为过，到《一一》时代，又渐渐淡去，蜕化出大师级的作品。这部在期间，不上不下，但指涉的内容，在今日看来却很有意味。都说大陆比台湾晚几年，台北的过去就是上海的今天，有没有，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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