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回想起和瓦茨拉夫·哈维尔的“邂逅”,同为捷克作家的米兰·昆德拉写道:那是1975年春的某一天,在布拉格国家剧院对面的斯拉维亚咖啡厅外面,一位朋友把一捆翻得很旧了的打字稿交给我,并嘱咐我读完后再传给别人。当晚,我坐在家里读起了这份稿件,心中带有一种只有做些叛逆事情才能引起的兴奋。“这是一封写给捷克总统胡萨克的信,信的日期是1975年4月8日,署名为‘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
写这封信时,哈维尔在一个啤酒厂打工,早晨五点钟就要起来滚啤酒桶。1968年苏军入侵后,和许多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样,他被打入了社会的最底层,剧本也被判了“死刑”,但他没有忘记作为一个公民和知识分子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在信中,哈维尔描述了当时捷克社会在表面繁荣稳定之下潜伏的道德和精神危机:在人们高涨的消费热情背后,是精神和道德上的屈从和冷漠。他指出,这种情况对于一个民族整体上的伤害是久远的,在暂时的稳定背后,付出的将是未来某个时刻的“超额税款”。
两年后,一个叫做“宇宙塑料人”的摇滚乐队的几名成员被捕,依据当时捷克已经加入赫尔辛基人权条约的事实,哈维尔和朋友们发起一场签名营救运动。先后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名的有两千多人,这就是所谓“七七宪章运动”,哈维尔是其中三名主要发言人之一。这次行动给他带来了三次牢狱之灾,前后被关押近五年。正是这次事件,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政治和社会问题,写下《无权者的权力》等大量文章。最后也是最长的一次坐牢期间,他只被允许给妻子写信,这些信后来汇集成《给大成嘉的信》,成了他反极权思想的闪亮篇章。
1989年10月的“天鹅绒革命”最终把作为“公民论坛”主要领导人物的哈维尔,送上了总统的宝座。此后13年间,他经历了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分裂的痛苦和煎熬,见证了国内、国际社会的风云突变。然而,他终究不能忘记戏剧创作。卸任总统后四年,他推出新剧《离开》。这部他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便开始动笔,直到十数年后才告完成的剧作,讲述了一位国家高官搬出公家别墅前后发生的故事。剧作于两年前的5月22日在布拉格首演后,即好评如潮。近日,因在戏剧创作上取得的重要成就,哈维尔获2016年度的弗朗茨·卡夫卡奖,成为自该奖于2001年创立以来继菲利普·罗斯、耶利内克、品特、村上春树等之后的第十位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