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著名编剧”讨薪维权罪在市场？

“就因为你这个编剧还未著名，所以不管你的劳动最后的绩效是50％还是70％还是更多，所有功劳都要算到著名编剧头上，一句话就让你人间蒸发，不复存在！”编剧阿冈在博客中写道。
　　近来，康洪雷导演的电视连续剧《我的非常闺蜜》的“编剧门”维权事件层层升级。阿冈的两篇博客《我不是名编剧我不哑忍潜规则》、《我不挑战康洪雷只挑战潜规则》，矛头直指制片方针对未成名编剧实行的潜规则。
　　为他人做嫁衣裳，是他们永远的痛
　　虽然都说编剧是影视创作的核心力量，但长期以来，国内编剧地位一直不高。
　　而像阿冈这样资历尚浅、名气不够的年轻编剧更是处于这座金字塔的塔底，他们苦苦周旋在制片方和“编剧头”之间谋食，到头来混出的却是个“枪手”的身份，讨薪民工的命。
　　“别看编剧靠码字吃饭，其实是个体力活，也是听骂声最多的行当。我们很难有自己的想法，思路永远要跟着制片方走。“80后”编剧高小姐说。几年前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她就开始给人当“枪手”，现在大小剧本也写了好几个了，依旧没有“名份”。
　　高小姐向记者透露，在这个行业里，常常是“编剧头”接了活，然后分包出去，自己在稿费里抽头。“编剧头”往往在业界小有名气，手头接到的活儿多得写不过来，就找一些无名小辈来代劳，‘枪手’中相当一部分是媒体人，另外很多都是艺术院校的在校大学生。据透露，枪手每一集的稿酬一般从一两千元到七八千元不等，但有一点，“枪手”的名字是不可能出现在电视剧字幕的编剧一栏中的。为他人做嫁衣裳，是他们永远的痛。
　　而像阿冈这样的“非著名编剧”的境遇比起“枪手”也好不到哪儿去。更多的影视公司愿意找名编剧，因为同样一个剧本，编剧的知名度直接决定着在电视台那里是否能卖个好价。
　　“其实与两三年前相比，中国编剧的身价平均已经翻了一番。”曾创作《京华烟云》、《末代皇妃》等作品的著名编剧张永琛透露了这样一个信息：“3年前，3万元一集的编剧已经算高价了，最好的不过五六万。而现在，达到这个价的人比比皆是。少数处于创作巅峰状态的一线编剧更是达到15万元一集的身价，已经与韩国最热门的编剧收入基本持平了。
　　据报道，目前国内能挤进“10万元俱乐部”（1集10万元以上）的编剧有6位，分别是高满堂、邹静之、张永琛、王宛平、王海鸰和海岩，但业内人士透露，如今拥有这个身价的编剧远不止这几位。这些编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本事将产品弄成畅销品。一旦编剧在市场上有了品牌，找的人多，自然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格。
　　与少数一线编剧的高身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量无名编剧糟糕的生存境遇。很多电影编剧甚至是只挣名不挣钱，一部投资千万元的电影，编剧的酬金最多几万元。还有众多“枪手”，片酬高的话一集数千元，还经常受骗或者被拖欠工资。
　　因为《闯关东》、《家有九凤》、《大工匠》等几部热播剧，高满堂成了内地身价最高的编剧之一，如今拍一部戏，保守地说也能拿到全剧投资的1／5，这个收入应该和一线演员差不多了。而据报道，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他写一集剧本大概只有几百元钱，到了2000年，也不过每集两万元。
　　高小姐承认，一般像她这样的“菜鸟”级编剧，稿费在每集1万元左右。随着级别的上升，编剧的身价也水涨船高。
　　以1万元一集来算，写一个20集的剧本，对于一个“80后”来说，还真是一笔“快钱”了。可是全部稿费都能拿到手的情况非常少，“剧本是分几个阶段的：大纲、分集、分场和台词本。每个阶段拿一部分钱，哪个环节写不下去了，人家老觉得不满意，那就要换编剧，那就意味着你之前的劳动都打了水漂。”高小姐说。
　最后连一集的钱也没给，突然就翻脸了

　　“好莱坞的编剧2008年闹罢工，已经是在争取网络分成、争取DVD的分红权了，咱们却还在说‘能把尾款给结了吗？’”同样是维权，可二者居然没有任何可比性。

　　在著名编剧王海鸰看来，美国编剧现在是要吃好，中国编剧是要吃饱。中国编剧现在要求的是最起码的底线，劳动了，要按照自己的劳动价值得到报酬，远没到以职业共同体的名义要求分更多的蛋糕的地步。

　　最让“非著名编剧”恨得牙痒痒又无可奈何的，还是追讨尾款。

　　“演员欠薪可以罢演，编剧却很被动，毕竟剧本已经在人家手里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年轻编剧坦言，剧本完成了，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投资、建组、选演员等一系列工程。对制片人来说，后期投入的开支往往无法控制，难免要超标，所以编剧费能拖就拖了。

　　影评人程青松就曾通过博客透露，他在2000年刚从电影学院毕业时被某著名演员兼导演约请根据小说《天下无贼》改编电影剧本，但事后却没拿到一分钱，甚至一句抱歉都没有。“在电影行业不成文的霸王条款里，一句话‘不符合制片或导演的要求’，编剧付出的全部劳动就不会得到承认。”程青松无奈地说。

　　年轻女编剧王伊在网上发表过一份致网友的公开信和录音，讲她讨要撰写电视剧《牟氏庄园》的稿费时被拒的情景，对方还扬言若再纠缠不休就“花个10万8万把你做了”。2015年8月1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历时两年的这起编剧维权案作出终审判决，6万元稿酬被判定立即支付，可王伊的心里已是一片悲凉。

　　即便像因《奋斗》而迅速走红的石康这样的成名编剧，也有一段不堪回首的辛酸史。2002年，他和一个制片方签了一个20集的剧本，一集1万元，对方并没有质疑剧本的质量，但最后连一集的钱也没给，突然他们就翻脸了。

　　截至去年，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已经连续4年在北京召开编剧维权大会，“要像关心农民工一样支持编剧维权”的呼声近年来也一浪高过一浪，仅2008年，就有十几位编剧站出来讨薪维权。

　　综观中国编剧的维权行为，更像是一幕情景剧，剧情很热闹，但除了例行的指责“百花奖”、“大学生电影节”未给编剧设置奖项，发表一纸“维权宣言”外，并无实质内容，编剧与制片方之间仍旧缺乏有效的对话机制和游戏规则。

　　此外，国内编剧维权困局在于没能形成有效的合力。美国编剧在维权中表现出来的团队精神，令人肃然起敬。而中国编剧是一个松散的群体，没有组织，在国内近百名编剧签署的维权名单上，当红的一线编剧寥寥可数。这些人的沉默让维权行动的力量大打折扣。更何况，也许还有大量候补编剧梯队，正排队苦等着“上岗”机会，这让编剧参与维权时不能不有所顾忌。

　　有媒体分析说，中国编剧的文人心态较重，他们更在乎的是名声。在中国，成为一个名编剧，似乎是很多编剧的唯一目标，这个目标，往往会让他们把目前的损失当作必交的“学费”，在遭到压榨和侵害的时候，为了所谓的长远利益而选择忍气吞声，那些“非著名编剧”就更是如此了。

把编剧的问题交给势利的市场，行吗？
　　归根结底，编剧的高价与低价都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编剧海岩呼吁，与其把关注点放到大牌编剧谁上了10万元、谁上了20万元，倒不如为那些还在困境中挣扎的编剧们说说话，毕竟处在金字塔尖的人是少数。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中国编剧地位相对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总体水平很差，在整个中国影视界，受过真正的专业培养的编剧人才很少，但市场需求旺盛，许多外行人进入这个领域，自然沦为给导演们打工的秘书，形成一种境遇越差越留不住人才的恶性互动。
　　“现场有很多状况，导演的意见、演员的表演特质和档期、外联和美术的筹备都决定本子该怎么走，需要不断沟通调整。”高小姐说，就这一点就足以让很多年轻气盛的编剧自尊心受不了，“70％的内容返工是很正常的，而他们之所以慢慢淡出这个编剧圈子，就是受不了当一个‘听写者’”。
　　就在很多“非著名编剧”在为讨薪、署名而纠结的时候，石康已经在个人博客里“晒”出了自己最新收到的一笔稿费——300万元！
　　而像《潜伏》的编剧姜伟那样直接晋升为“投资方”，参与剧集利润的分成，更是无数中国编剧“奋斗”的目标。
　　不过，这些轰轰烈烈的维权壮举与那些人微言轻的“非著名编剧”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
　　“理论上，要获得经济尊严和人格尊严，比用法律说话更重要的是用作品说话，归根结底，优秀的作品才是编剧们最有力的筹码。问题是，当市场看名气比看作品还要重的时候，无名编剧短时间内恐怕难逃‘枪手’的命运。”有业内人士分析说，这其实恰恰陷入了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悖论，而因此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影视剧的质量。把编剧的问题交给如此势利的市场，行吗？
　　“谁都是从无名走到有名的，‘菜鸟’们虽然目前暂时处于弱势状态，但是也要尽量争取与导演、出资方签订公平的合同，实在做不到，也不能为了拿到单子，什么条件都答应。”阿冈们深知，在商业交易中，退让越多，尊严越少，于是他们坚决地拿起了法律的武器。
　　但在编剧史航看来，处在底层的编剧，多是一些年轻人和刚刚毕业的学生，他们经常生存在一种求别人来“剥削”自己的状态中，因为如果没有人来“剥削”他们，他们也就失去了收入来源。也可以说，他们还没有维权的能力。 记者 吴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