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神的受难：献祭图式与左翼戏剧构建（四）

    为了实现美的图景，革命者引导民众走向了献祭之路，我们知道，在献祭中，牺牲是是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而在几乎在每一部左翼剧作中都能看到在恶的情境下的受难与牺牲。如民众受到恶霸、劣绅、官僚、侵略者，甚至于整个社会、阶级的压迫，民众陷于水生火热之中，无法生存。鉴此，民众的受难与牺牲更是左翼剧作家竭力揭示和表现的普遍场景。如《过关》一剧中一群山东人因为“关里没活路”而下关东，却遇到一群逃奔关内的关外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关外没活路。”《骆驼之玲》中陈、周两学生对民众进行启蒙时说道：“鬼子是没有道理讲的，对于我们中国人，他是当绵羊似的杀……中国人的性命是没有半点保障的”。《夜之颤动》中“穷人家的孩子永久是穷人，永远受苦。”白薇直接抨击，认为“一切的罪恶都是狗社会造成的”。林少吾也在《降贼》中说到“现在的世界，有钱有势的人，他的生命便是金的银的生命；没钱没势的人，他的生命便是猪的狗的生命……现在世界就是万恶，万恶的世界——”同样，牺牲的例子亦比比皆是：有自愿代死的老苦力和老费（《怒吼吧，中国！》）；有为革命而“身殉”的秋瑾（《自由魂》）；有让同志们踏过他的尸身继续前进的马达明（《重逢》）；有试图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张老头（《张家店》）；有不惜毒死儿子以保住中国便衣队的秘密并以身喂虎换取胜利的张嘉甫（《最后一计》）；等等。在左翼戏剧中，革命者的牺牲起到了引导与刺激的作用；民众的牺牲则唤起人们感同身受的体会，他们是一个整体，一同受难，一起牺牲。正如《呐喊呀，中国！》（又名《怒吼吧，中国！》）所说的“我们是同胞兄弟，一个受难，全体受难；一个受罪，便是全体的罪。一个的死，便是为了全体的死。”

    但是，我们要明白，对民众苦难与牺牲的描绘和揭示，只是对恶的情境的渲染和作为营造生存困境的手段而已，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它目的在于“联合被压迫的民众一起向他们进攻，把他们依据的社会打个落花流水，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社会。”因此，认为左翼戏剧中是对民众生存的终极关怀是错误的，左翼戏剧并非对民众出于人道主义式的人文关怀，因为“以悲天悯人的心肠，去替群众说愁道苦，并不以革命的观点去正确的反映群众自己的斗争”的人道主义是被批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