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考生看《悲情城市》观感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台湾自此结束“日据时期”，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基隆林阿禄家的大儿子林文雄喜得一子，为此合家欢乐。林家在日据时期经营的艺旦间，现在又重新开张。林家有四兄弟，老大林文雄经营商行，老二本来开诊所，战争期间被征到菲律宾当医生，至今生死未卜，老三文良，曾被征到上海当通译，战败后被以汉奸罪遭通缉，回到台湾，住进医院。老四文清，幼时跌伤致聋，现在在小镇上经营一家照相馆，与挚友吴宽荣同住；和他刚来不久的妹妹宽美成为好友。

   吴宽荣是进步人士，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常聚集在一起，大家忧国伤时，言多慷慨。当谈论起自光复后国民党为政不廉，民不聊生，大家不禁唱起《流亡三部曲》，怆然凄沥。

    病愈出院的文良遇见上海旧相识“上海佬”，走上黑道，卷入了“盗印日钞”、“私贩毒品”等活动。文雄出面制止，不料上海佬勾结田寮帮，用检肃汉奸罪犯条例，陷害兄弟二人。文良被捕，出狱后已经变成白痴般的废人。

    台湾当局宣布查缉私烟，引发“二•二八”事件，同志林老师与宽友为营救被捕志士，日夜忙碌。不久，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施“缓兵之计”，逮捕大量进步人士；蒋介石调动军队实行戒严，滥杀无辜。宽美护送哥哥回到四脚亭老家避难，文清也身陷囹囵。文清被释出狱后，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宽荣在山里成立抗政府组织，并将妹妹宽美托负于林文清。不久文清得知大哥在与黑帮宿敌拼搏中丧生，文清成了家中唯一的男人。文清与宽美成婚后，喜得一子。当幼子咿呀学语时，宽荣送信告知叛徒告密，基地被剿，并嘱咐他们尽快逃走。危急时刻，宽美决定与文清生死。他们终于没走，回到家中。三天后，文清被捕。悲剧还在继续……

    《悲情城市》一共出现了6种语言：台语、粤语、国语、日语、上海话、客家话。这些五花八门的语言，各种腔调混杂着、交织着、冲突着、辉映着，勾勒出那个年代小岛特有的一种人文风貌。看上去荒诞不经，可一闪眼，便显出了悲剧性和严肃。《悲情城市》的创作灵感最早是来自一首名为《港都夜雨》的歌曲里的萨克斯风节奏，“当时心中很有感触，想把台湾歌艳情、浪漫，带点士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满血气方刚的味道拍出来。”

    《悲情城市》是伐大树倒，令你看到断面，却又不是让你数年轮以明其大，只是使你触摸这断面的质感，以悟其根系绵延，风霜雨雪，皆有影响，不免伤残，又皆渡得过，滋生新鲜。 

    从侯孝贤一连串的作品中，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他的努力记录台湾某个阶段、某个状况下的生活层面，这种记述的企图到了《悲情城市》则更加明确。1945年到1949年的台湾历史对台湾的未来有决定性的影响。侯考贤这次溯源时间长河，直追台湾40年来政治神话结构之症结。《悲情城市》意在述说台湾自日本政治/文化统治下，如何全面转为中国国民党史的天下，而这个结构又和台湾历史上一直频换统治者(葡萄牙、西班牙、满清)的复杂传承隐急呼应。

    换句话说，“二•二八事件”只是本片的背景，真正的议题应该是台湾“身份认同”这个问题。一个频换统治者的地区，本来就会在政治、文化、社会，甚至民族层布，产生若干认同的危机及矛盾。

    《悲情城市》自始至终即盯紧统治者黑心换替代的过程，以苍凉的笔调和多重叙述的观点，追索国民党的全面得胜——新的政治挂钩势力兴起，旧的村落势力消退，知识分子对祖国(中国)的憧憬和浪漫理想，也逐褪色为破碎的理念和绝望、压抑的梦魇。在结构上，侯孝贤对这种殖民转化的过程采取了多重叙事策略，剧情、对白、音乐、视觉、象征上，处处阐释国民党之替代日本的过程，并且暗含反讽及宿命腔调。打电影一开始，“光明”、“祖国”、“再生”，便借着台湾光复、妇人生产、停电复电做多重象征交错，构织成一片新生命的乐观、理想、欢庆的气息。天皇的投降广播，光明来时生下的孩子，拥抱祖国的店名“小上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林家后来受到上海人最大的迫害)，新找到的工作，对未来的憧憬(宽美在山上的旁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凡此种种，都赋予了台湾的再生(重回祖国)一片美丽光明的庆贺和期待。而这种光明、浪漫的节庆气氛，不久就被纷至沓来的死亡和伤痛农一破坏，及至片尾堕入悲情的昏暗空间，小上海酒家内的空镜头，昏黑幽暗的室内尖，浓艳五彩的镶嵌玻璃。一种压抑、狭窄、不开展的感觉，对此了电影开首的光亮、自由与浪漫。#p#分页标题#e#

    一个家庭在统治者替换的过程中，牺牲了两个兄弟的生命(文雄被上海人枪杀，文森生死未卜)、一个兄弟的良知(文良被国民党打成白痴)。剩下来的老弱妇孺，将忍气吞声的苟活下去。在如此的结构体制下，《悲情城市》甚少显出片面主观的单向思想，复杂的意义经常回荡在大陆/台湾/日本的意象中。举例来说，虽然家中二哥文森被日本人征兵战死于南洋，虽然国籍及政治的变化使日本台湾成为对立，但是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影片仍是超国籍及政治的。

    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影片的态度一直是宽容的，因为即使在欢庆台湾人脱离日本人的统治的同时，侯孝贤仍未牺牲日本，在这里，对人复杂面的了解取代了对日单面的谴贵。

    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如果不是他最好的作品，那最低限度也该是他最为复杂的一部作品。其企图心之庞大而内蕴，其历史视野宽宏而细致，在台湾数十年的电影史中，似无出其右。

    《悲情城市》的复杂性是多面的，首先当为其史诗式的素材，一整连段连绵的历史创痕在电影章节式的叙事架构中娓娓道来。侯孝贤的处理客观中渗透着同情，审慎的态度从不掩盖其清晰的观点，他在《童年往事》中悔罪的个人主题，如今已挥洒成一份时代黑心换时对牺牲者无奈的安魂曲调，其喑哑的弦歌中，那份不可换回的沮丧和锥心刺骨的悔意。换言之，《悲情城市》不啻为侯孝贤创作系列中一个极关键性的突破。过去自传式、童稚或惨烈少年的深邃悲愁与怀乡情韵，已经飞越了内向的世界，明显地外化为更复杂的历史与个人命运的沉思，过去隐约的时代感已经鲜明地跃动在每一寸胶卷之上。尤为难得的是，侯孝贤贯乇全片蕴藉的细致笔触，没有半点控诉的乖张狂暴，却在脉脉间教人神魂震荡。

    事实上，《悲情城市》的复杂性与其说展现在其史诗素材上，更不如说是全片在场面度、多线叙事方式、众多人物关系的网络之中寻求到一种形式的配合。以往侯孝贤电影中重视空间的整体感在这部作品里，竟演变得相当复杂，门廊、窗棂仿佛是历史的框子，不断框限分划着剧中的每一段人性悲剧，而多场室内戏的前、中、后景，经常出现了侯氏过往作品中少见的昨杂变化。一个地方大家族的衰徽事迹，当豪情壮志的歌声仍在空中飘荡，却不经意在流光转换间，无声地凋零成历史的隐痛。知识分子也好，帮派老大也好，在片中都各自闪露着尊严与生命力，这是侯孝贤影片一贯的人性化的体现，只不过在《悲情城市》里，却流露喜新厌旧更为强大的动力和戏剧性。在侯孝贤作品系列中那种谈化低压的处理，似乎已抑压不住那时代的悲情，有着更多人性化的表现时刻此起彼落地，烙印于那位无法言语的叙事者的历史见证里。

    无疑，《悲情城市》或许很容易让人想起《教父》，同样是帮派家族的兴衰故事，同样结合着庞大的历史主题，不一样的是侯孝贤更多着墨于那种逝者如斯的悲剧情感。在面对历史问题的虔敬与关怀里，《悲情城市》已把片中的史诗格调推向更成熟、更让人低徊的新风格。因而，侯孝贤无疑已成就了一份史家笔触，在客观与写实的时刻里，最是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