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宗教问题，我在一家人家当护工，有人老人需要我照顾，我想知道我为他洗澡，算不算罪过？”
——“你手按《古兰经》发誓你说的都是实话，她丈夫不知道我妻子怀孕了！”
——“我愿意赔偿，但我要你手按《古兰经》发誓，是我导致你流产。”“不能，我不能发誓，这样有罪。”
当提到《古兰经》时，他们都是充满敬意的。《古兰经》是穆圣的教导，他是全知全能的，他会指示，什么是可被赦免的，什么是有罪的。
但是，包罗万象的《古兰经》上也没有的答案是，这一个个善良又痛苦的人，到底谁有罪？到底谁应该受到责备？
是那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老年痴呆症的老人，还是那个把老人绑在床头锁在家里的护工？是固执野蛮不讲理的护工丈夫，还是执意要离婚介绍了一个孕妇做护工的西敏，或者是推了孕妇出门事后撒谎的纳德？
一张张真实而善良的脸，穿过屏幕，将痛苦都蔓延到我们心里。为什么真实，真实在于人性，每个人带着原罪，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得已做出不甚磊落的事；为什么痛苦，痛苦在于无可责备，所有人都带着善意，所有人都是受害者，在现实面前进退两难，无力又无助。
这就是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比起直译的大陆版本，我更钟情于香港译名：“伊朗式分居”。
这是一个发生在伊朗的故事，故事本身是一个严肃甚至枯燥的家庭纠纷，如果在中国，可以拍成大型伦理情感剧。但是它却发生在这个对我们来说显得特立独行的国家里。就像杜拉斯的《情人》，故事是普通故事，也不过是一个白人少女和中国青年的爱情故事，但它发生在越南，燥热、嘈杂，情欲与骚动便在那股独有的闷热中肆无忌惮起来。《一次别离》发生在一个命运摇摆不定正面对战争风险的国家里，人物的悲剧性也便因为大时代的悲剧而无限放大。
纵观全片，人物少，场景少，道具少，没有特技，没有大动作，没有背景音乐，没有经典台词，有的是真挚和肃穆，还有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镜头背后深切的悲悯情怀。导演有意保持中立，用朴素自然的镜头语言娓娓讲述，细腻地描摹了两个家庭以及他们背后的大环境——伊朗社会。
尽管道具很少，细心观看的话，你会发现有个道具多次出现——《古兰经》。宗教的力量埋在细节里，从体面的教师到底层的护工，都被要求手按《古兰经》起誓；从帮老人洗澡是否合乎规范到接受赔偿是否有罪，都要经过《古兰经》的指示。
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难理解这种固执，这种近乎天真的坚持。护工瑞兹对生活有着最朴素的愿望，为了家庭，她忍受了道德信仰对她的精神拷问，不惜一再地隐瞒事实。那些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不择手段的人，永远也无法理解她最后的歇斯底里，《古兰经》是她的道德底线，对她来说，手按《古兰经》作伪证是对信仰的一种残忍践踏。
《一次别离》是不是好电影？是的。
庄文强曾谈到好电影的标准，“好的电影，即使我没有相同的生活经验和体验，也应该感同身受。”因此我想，好的电影不必与资金成本、国际影星、市场环境和审查制度挂钩，甚至与电影技法技巧无关。我看过很多装腔作势的电影，炫技般的长镜头，繁复绚丽的背景音乐，匠气十足，尤其国内不少大制作高成本的所谓大片，也是乏善可陈。
相比之下，阿斯哈·法哈蒂则真诚得多，他去掉匠气，没有刻意设置跌宕的剧情来升级矛盾制造爆点，反而用一种平缓自然的叙事态度，来营造一种简朴的纪实氛围。他不需要美丽但不真实的空中楼阁，他要讲的是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真实故事。虽然《一次别离》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故事，但导演没有刻意兜售苦难，也没有过度阐释，而是中肯、写实地反映了伊朗的社会现状。在电影中，我们不难发现导演的人文关怀，尤其对两个家庭的儿童和代表了底层人民的护工两夫妻，导演更是报以深切的关怀。所谓“别离”，不仅仅指纳德和西敏两人之间的离婚，也是阶级之间的割裂，还有孩童与成人之间的分离。
那么，《一次别离》是不是好看的电影？不是。#p#分页标题#e#
所谓好看的电影，轻松的电影，就是有个善解人意的导演，他总安排一个穷凶极恶的坏蛋，观众们只管站在正义的一方。坏蛋作恶时，观众只需咬牙切齿；坏蛋悲剧了，观众只需欢欣鼓舞。这种电影，结局来得妥妥当当，观众看完大快人心，当然，这种看罢即忘的电影一般不会给你留下什么痕迹，哪里会像《一次别离》，给你的心重重划了一记。
记得曾有位华语电影导演说过：“我只知道，观众在电影院里笑了，我的电影就是成功的！”这就是取悦型的导演，只顾着电影的“好看”，和市场的接受度。
若是要问《一次别离》好看吗，如果“好看”的定义是轻松有趣愉快的话，那么，《一次别离》不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他严肃、专注、真实甚至枯燥；如果“好看”的定义是超级英雄们拯救了世界的话，那么，《一次别离》也不是一部好看的电影，他讲述的不是远在天边的英雄，他会让我们看见每一个自己。
观影的过程绝对不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大家都面目肃然，心灵受到极大撼动，我们不知道谁该接受审判，又是什么样的审判。里面没有大坏蛋，没有恶人，矛盾的出现是因为每个人所坚持的观念不同。我印象很深的细节有两个，一个是护工在法庭上说的一句话：“我孩子没了是其次，但更令我伤心的是这个人竟然说我是小偷。”另一个是纳德教女儿念单词，“你老师的读法是错的。”“但是不按老师的话会扣分的。”“就让她扣分吧。”两个人都有自己坚持的原则，纳德甚至在自己女儿受到威胁时仍然不肯赔偿，不是因为舍不得钱，而是因为涉及了原则。
当你看到护工因为流产虚弱的坐在医院时，你心中的天枰忍不住会倾斜；可是当你又看到护工丈夫蛮不讲理地跑到学校对老师恶言相向时，你的道德砝码忍不住又会伸向坚持原则的纳德；当你忽然又看到纳德居然为了掩饰而撒谎，你又开始愤慨自己站错了队；结果却又得来护工流产的另一个真相。新的线索和细节总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候出现，导演总会在你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的时候，给你展示真相的另一个角度；你以为你可以判断谁有罪，导演却用镜头告诉你，没有人有罪，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这时你才真正的糊涂了，以往那些善恶分明的界限在这部电影面前失效了。
最后到了结局，我们更纳闷了，女儿到底选择了纳德还是西敏？我们坐在荧屏之外，跟纳德和西敏一样，对答案和前景一无所知。
这就是导演的意图。他的目的不在于给出答案，而是抛出问题，因为有疑问，观影者会不断思考，反复叩问，而这，就是导演的目的。
我们给不出答案，伟大的《古兰经》也没有答案。
这是沉重的电影，这是沉重的人生。
后记：提到伊朗电影，我只看过一部《小鞋子》。《小鞋子》和《一次别离》一样，都只不过是承载了一个小故事的重量而已，但是带给我们的心灵撼动却是十部好莱坞大片的分量。我们习惯见贤思齐，所以就自然而然联想到华语电影，为什么中国导演总是热衷于用钱砸一部又一部烂片出来？为什么拍商业片的就歇斯底里地喊“我很有趣”，拍文艺片的就使尽浑身解数地喊“我很诗意”，拍历史片的就财大气粗地喊“我很史诗”？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讲好一个故事？
1124768988(合作加盟) 353157718(技术支持) Email：112476898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