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纪录片创作需要思考的创作取向

一、创作方法：经过若干年“音配画”的政论片、专题片之后，封闭的纪录模式受到上世纪90年代“新纪录运动”（有人说是“纪实主义”）的冲击，这种纪实主义对中国纪录片创作影响巨大。从90年代初发展到现在，今日中国纪录片与传统专题片相比，电视的纪实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主题先行到主题后行，从摆拍导 拍到跟拍抓拍，从纪录结果到纪录过程，从抓取情节到捕捉细节等等，这些突出特征成为业界专业者自然而习惯的方法。但是，最近几年情况出现微妙的变化，纪录者有意渗透个人主观感受、主体体验、个人思考与发现的方式，可以视为新一轮表现主义的抬头，这种方式甚至走到前台成为主导潮流。“表现主义”的形貌特征， 与传统专题、政论片在某些方法上颇为相似，都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主体体验，带有强烈的自传体色彩，强烈的自我意识，突出的个性和显著的个人化思考占据了，但二者在表现技巧（一显一隐）、话语方式等又有不同，它是经过十几年的积累，在成熟基础上的超越，不是重叠，而是螺旋式上升的结果。

在具体技巧上，对原生态的无节制的纪录和抓取现场的迷信逐渐让步于真实再现和口述，这与电视大的潮流相吻合。对真实的追求，对事实的纪录没有人怀疑，但是如何纪录事实特别是记录那些无法捕捉现场的、消逝的历史的真实在纪实主义那里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于是，“真实再现”和口述手段的出现，在相当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无论是《东方时空》的《记忆》，还是大型纪录片《邓小平》、《孙中山》，这些片子都大量采用真实再现的手法对许多重要场面进行处理。口述历史从《重庆大轰炸》到常规性栏目《讲述》，直到《百年小平》，可以说技法娴熟、炉火纯青。需要指出 的是，真实是无法再现的，“真实再现”并不是对于“真实”的再现，而是对于已经消失在镜头前的“真实”提供影像叙述的可能性。

当然， 创作方法要为创作的最终目标服务，为创作立意、主旨服务，不是独立呈现的，不能为方法而方法。另外，任何方法都不是绝对的。不论是纪实还是表现，原生态或者真实再现，应该是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对于争议较大的真实再现与口述，是电视之“真”与电视之“秀”的辨证关系在电视纪录片创作方法上的表现。“真” 未必就一定“美”，既要“真”，又要“美”，就要把“真”与“秀”有机地结合起来，离开真实的前提，没有“真”为基础的“秀”是做秀，是虚假；仅有真实， 缺乏荧屏表现的“秀”，就会弄真成假，产生不了艺术魅力，也就谈不上美的产生。要真，要好看，就要“真”、“秀”结合，具体到创作方法也是如此，为方法而方法，失之做作和刻意，仅有自然主义的呈现，没有表现的和加工处理的真实再现和口述，也未必有“美”，未必获得“真”的魅力。典型的个案，可以比较 2005年中央电视台生产的两部大型纪录片《郑和下西洋》和《故宫》，后者由于对二者关系把握更有分寸，因此比前者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可。

二、语态问题：语态作为一种语言状态实际上对应的是形态。在市场化、产业化的进程中，当今中国电视节目的整体创作心态普遍趋于浮躁，从呈现的语态来看，表 象化的、庸俗的、轻狂的、居高临下的姿态都有不同程度地存在。与此比较，纪录片在整体的电视创作群体中相对严肃，心态平稳、沉着、理性，语态也同样呈现出这样一个状况。如果说，常规上的电视娱乐、电视谈话节目中浮躁的心态和语态更为普遍的话，纪录片的语态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过于沉稳，过于深沉。纪实主义的 潮流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创作心态与语态上将中国纪录片人的心态普遍地推向精英化与贵族化。在貌似新奇、有个性、深沉的表述中流露出深藏不露、隐约其辞的居高临下的精英化与贵族化的优越感。在貌似低调、平静、平民化的旗帜下其实走的是带有相当优越感的精英化贵族化路线。表面上脱离宣教，却又走上了另一种状态 的教化。由于语态上与现实、世俗、大众缺乏互动，纪录片整体呈现出脱离大众的倾向。当然，在纪录片的技术、艺术探索中，要做到雅俗共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新的陌生化的语言方式和表述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才能被大家熟悉。

语态问题，可以用“深”和“浅”两个字眼来表述，至少有四种情形 存在于我们的纪录片创作中：一种是“浅入浅出”，这是指那些相对通俗、相对明朗、接近专题性的纪录片，无创新手法，无深明大义，创作水准一般；第二种是 “深入深出”，蕴涵深刻的思想，哲理发现表达得也很深刻、深沉，但是由于过“深”而不容易被一般观众所接受，这种纪录片在科技、人文含量较高的纪录片中有所体现。第三种是“浅入深出”，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新的发现，但却故作姿态，强装义角，一副深刻、深邃的架势，以晦涩的表达来吓唬观众，这类片子失败的原因或者是由于创作者功力有限，无法消化和理解内容的精髓，或者是迫于各种原因，无暇深究细磨，仓促上阵，敷衍了事，匆匆出台，这种倾向值得提防，是我们最反 对的做法。这种现象，在初涉纪录片创作的从业者中较为普遍。而应该推崇和倡导的是“深入浅出”，能将较为深刻的发现和内容通过加工、处理、提炼转化为普通大众能够接受的语言加以表述，在那些普遍叫好又比较叫座的纪录片那里得到了较好的印证。#p#分页标题#e#

在语态问题上，有一种纪录片值得关注，探求大众话题，以精英视角、大众化的表述，将新奇、另类、陌生化的语态通过大众化的内容、大众化的表达方式呈现出 来，具代表性的有中央电视台的《社会纪录》，应该说这个栏目在雅俗共赏努力上做得较为成功，它尽可能将大众、精英取向融合起来，这样的探索颇见功力，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

最后，我们还应该对于纪录片的“定位和属性”加以考量。纪录片究竟属于传媒、宣传、市场、艺术中的哪一个？四种属性如果兼有或者以哪一个作为其主要的属性？相对应的问题就是纪录片的定位。如果以传媒为其主要属性，那么信息数量与质量上的突破是最重要的，在传播的单位时 间里有效信息提供得如何将成为评判其价值的主要标准。如果以宣传为主要属性，定位应是宣传品，评价标准则是导向功能和宣传效果。如果属性确认为艺术，对应的是作品，那么纪录片在内容、形式、技术、艺术上有没有突破将成为衡量标准。如果主要属性是市场，对应的是产品，其评价标准就是效益，主要是经济效益，即 能否带来足够的市场利润、商业回报，包括广告、投资的拉动、成本的回收、市场价格的实现等等。“定位与属性”的思考，可以明确我们的评价标准，从而使我们 的创作目标更明确，因此这个问题的思考不是纯粹“形而上”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以上几个问题是我个人就中国纪录片当下面临的较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目前还在思考和探索之中。有人说，纪录片是时间的艺术，解决纪录片的这些问题同样有待时日。总的说来，中国纪录片目前的态势与中国电视的整体 状态是相吻合的，各种诱惑、各种压力同时并存，纪录片的创作队伍，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面临着种种困惑，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总有一些优秀的记录人， “戴着镣铐跳舞”，不断地闯过各种难关，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奇与震撼。但不管怎么说，依托深厚的五千年的文化积淀，立足现实的社会土壤，面对当代中国人的最真切的需求，打造出具有民族特色、本土风味的纪录片，为时代和未来留下宝贵的影像记忆，这应该成为中国纪录片人毫不动摇的目标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