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影片分析及电影评论范文

《偷自行车的人》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以来，继《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后，第二部在全世界引起如此强烈反响的影片。当然应当归功于影片的编导这对长期合作的最佳拍档。该片也正是以连续获得的五个意大利奖和五个国际电影奖项作为对编导最大的回报和肯定。

《偷自行车的人》所以获得如此成功，是因为它完全体现了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原则。首先，影片在内容上一反过去在电影中虚假、浮夸、一味粉饰现实的作法，编导以批判社会现实的意识，将镜头对准社会底层普通人的生活，真实地反映失业工人艰难的生存境遇。同时，在结构上，影片也一反传统电影的戏剧性结构手法，以纪实性手法将失业工人的悲剧遭遇按时间流程的序列予以真实的纪录。

影片所表现的是一个工人的自行车被盗，这个素材原本是报纸上的一条短新闻，按说要发展成一部影片，内容是很单薄的。然而，编导在选取自行车被盗这个事件时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一是这部影片是以1948年意大利社会失业问题为背景的。在当时，战争给意大利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极大创伤，即使象罗马这样的城市，机动车交通工具既缺乏又价格昂贵，一辆自行车对一个失业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是维系一家四口人生命之必须啊！丢失自行车就意味着重新失业，就威胁着一家人的生存！二是编导在处理这个事件上也是匠心独运的。影片排斥戏剧性情节结构，对事件不加任何夸张和虚构，不含任何人为的说教，但是编导却紧紧抓住“自行车”这个中心话语，围绕“赎车――丢车――找车――偷车”这一中心线索来结构全片。同时又揉进了许多生动感人的生活细节来增加影片的血肉，丰满人物的形象。这些日常生活小事，看似偶然，但合情理；看似太俗，但含深义；看似散乱，但却严谨，足见编导的深厚功底。所以，整部影片，虽然没有华丽娇饰，没有矛盾冲突，就是日常生活原生态的真实纪录，但它却折射出深刻的社会主题：“在这个失业工人安身立命的世界上，穷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互相偷窃。”（巴赞语）当然影片所揭示的社会意义还不止这些。因此，应该说，编导在结构影片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找到了事件的偶然性与事件含义的潜在性的完美结合，才能达到小事件折射大主题的目的。

其次，影片在人物设置上，编导也是颇具匠心的。全片只有两个主要人物：就是失业工人安东·里奇和他的小儿子布鲁诺。影片虽然因排斥戏剧性矛盾冲突而没有设置对立的人物关系，但是编导却巧妙地将一些看似偶然、琐碎、互不联系的生活细节很自然地连缀起来，不仅丰富了影片的血肉，丰满了人物形象，也从不同的层面上深刻揭示了影片的内涵。下面我们从三个层面上来看一下影片的人物关系：

一是安东和儿子布鲁诺的关系。影片中对小男孩布鲁诺一角的设置及安东与布鲁诺之间父子关系的微妙变化的处理，的确堪称编导的神来之笔。如前所述，影片是围绕“自行车”这一中心线索来展开剧情的。那么，导演又是如何表现安东从“赎车、丢车、找车到偷车”这一心理发展轨迹的呢？靠的就是安东不同时候，不同的心理情绪变化，对儿子布鲁诺的不同态度来加以展现的。当安东的妻子用家里的床单等物品从当铺将自行车赎回后，全家人喜不自禁，布鲁诺帮父亲将自行车擦得干干净净，安东去镜前穿上整洁的工作服兴奋不已，特别是当安东用自行车载着儿子，迎着晨风，沐浴着阳光，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去上班时，父子俩脸上洋溢着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的幸福感。可是晚上，当安东丢了车，迈着沉重的步子在灰暗的夜幕中与儿子一道默默地走回家时，儿子不解地问“车呢？”安东无言以对，儿子又问“坏了？”父亲违心地随声附和“坏了。”这里将安东在丢车后的痛苦、自责，却又不愿让儿子来承受苦痛的矛盾心理表露无遗。

第二天，开始在维多利奥市场找车时，安东吩咐儿子察看车铃，并鼓励他要是找到车要好好亲亲他；但到宝太门躲雨时，安东因布鲁诺下雨路滑摔了一身泥水而十分生气；后来在追赶老乞丐时，布鲁诺正要对着墙壁撒尿，安东却大声喝斥他；当从教堂出来，老乞丐再次溜掉后安东更为懊恼，听到儿子说，要是不出教堂也能弄碗菜汤喝时，安东一气之下竟然打了儿子一记耳光。这样从安东要“亲亲”儿子到打儿子“耳光”这一态度的变化，将安东寻车无望情绪失控的心理演变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p#分页标题#e#

最后，到了体育场，安东寻车已彻底绝望。他对着楼下停着的一辆自行车呆望了一会儿，又看看四周无人，于是他让儿子赶快挤公共电车先回家。儿子不解地走走停停回望他，他大声地催促儿子快走，当儿子一走近电车，他便向那辆自行车冲过去骑上就跑，结果被车主一伙人抓住还挨了一记耳光。这时布鲁诺看到爸爸受辱，立刻冲上去抱住爸爸大哭起来．．．．．．这里将安东在绝望关头被迫无奈，决意偷车；不料，这受尽凌辱又丧失父亲尊严的最残酷的一幕，被儿子看见后的羞愧、难堪、悲伤等复杂的心理变化清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令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综上所述，编导对布鲁诺一角的设置及父子间感情的细腻描写，不仅丰富了影片的血肉，丰满了人物形象，同时为父亲的遭遇增添了伦理的话语，从而在个人道德的层面上深化了这场悲剧的内涵。另外，由于布鲁诺聪明、懂事、善解人意、深爱父亲，即使在他挨打，目睹父亲偷车不光彩的行为后，当父亲遭受凌辱，要被扭送警察局时，他仍然不顾一切地冲上去，用他弱小的身躯保护父亲，帮助父亲承担悲剧的痛苦（家庭生活的重担），而此时的父亲也愧悔交加与儿子抱头痛哭起来。到此，影片的悲剧意识已达到顶峰，给观众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量。

二是安东和小偷及车主三者间的关系。安东自行车的被盗直接威胁着他一家四口的生存，因此他对小偷恨之入骨。然而当他抓住了小偷，也叫来警察搜查了小偷简陋的房间，结果一无所获，小偷还倒在地上发起疯病来，令其母拉着发疯的儿子痛哭起来。此时安东什么话也没说拉着儿子走了。后来，当安东被迫偷了人家的自行车，车主虽然打骂羞辱了他，但看到布鲁诺哭喊着追赶爸爸的悲惨情景时，顿生怜悯之情，于是放了安东。这样，在安东、小偷、车主三者之间，本来是十分尖锐的矛盾，但在“同为穷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互相偷窃”的客观因素影响下，结果是互相的理解和体谅。编导为什么要这样处理，笔者认为：一方面体现编导对失业者（穷人）寄予的深切同情和人文关怀，并赋予他们以人性化的东西；更重要的一面是要唤醒他们――酿成这场悲剧的真正原因不是“小偷”，而是这个现实社会！你们的悲剧就是这个社会的悲剧！

三是安东与其他所有人的关系。安东在找车的过程中，除了朋友白澳柯等人外，所到之处都是人们的冷遇！没有人愿提供线索，更没人去帮忙追赶小偷，所有人表现出来的几乎都是冷酷无情，麻木不仁！连警察局对安东的报案也只是敷衍了一下不了了之。特别是一向以“仁爱慈悲”相标榜的天主教堂的教友们，对安东的不幸遭遇不但不给予同情和帮助，还大声喝斥他，将他赶出教堂――由此可见，这个社会已经腐朽没落到了何等程度！编导对社会的阴暗和宗教的虚伪的批判锋芒是何等的犀利！

该片作为新现实主义代表作，为了突出它的纪实性美学风格，不仅没用一个职业演员，也没用摄影棚和人工布景，全部采用街头实景拍摄。片中的职介所、当铺、警察局、自行车市场、教堂、妓院、体育场等全是罗马城中真实的街景。这些作为影片背景的街景，不仅使片中每个事件再现得象生活中那样真实、自然，给人以亲切感，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纪实风格；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背景将看相的女人、乞丐、妓女、到教堂乞求一碗菜汤的穷人、哄抢攀爬电车的市民等社会众生相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个社会的灰暗本质，再一次深化了影片的主题。

最后，影片的结尾，导演采用了没有现成答案的开放式结尾。笔者认为这样的结尾更高明：假若导演指明了一条出路，也不见得是意大利社会变革最好的方案。开放式的结尾，能留给观众（社会各阶层的人士）更多地思考空间。这样，社会的变革也许会早一天到来，安东们也许会早一天看到希望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