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意蕴即作品所传达出的对人生况味的品尝与玩味,对有关人生诸问题的思考与回答。
“人生”与“社会”相互渗透相互交叉,但仔细品味,二者又不是一回事。“社会”具有明
显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性,时空变了,社会面貌也随之而变。时间在流逝,社会在发展,今天的社会已不是昨日之社会,此处的社会亦不是彼处之社会,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一地也彼一地也。而“人生”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永恒性:衣食住行,油盐酱醋,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爱情婚姻家庭,事业前途命运,成功与失败,所失与所得……无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的人都要面临这些人生的基本问题。它与生俱来与生俱去,谁也躲避不开,谁也超脱不了,无论是皇帝还是小民,是富翁还是乞丐。既如此,“人生”遂成为人人共同关心的对象,成为作家艺术家热衷于表现而广大读者热心欣赏的永久性话题,“认识社会和人生”遂成为广大读者最重要的欣赏动机之一。
由于“社会”和“人生”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描写人生要常常同时写到社会,那么具有社会性意蕴的作品和具有人生意蕴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呢?大体说来,二者的着眼点不一样,重心不一样:一个着眼于社会,时代特征明显,注重背景、环境的描写;一个着眼于人生,时代特征不明显,背景、环境淡化。例如,杜甫的诗歌中,“三吏三别”等时代特征鲜明的属于前者,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登高》等着重品味人生况味的属于后者。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观刈麦》、《卖炭翁》、《宿紫阁山北村》等篇属于前者,而《长恨歌》、《琵琶行》、《花非花》等篇则属于后者。我国新时期小说中,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柯云路的《夜与昼》、《衰与荣》属于前者,池莉的《烦恼人生》、《太阳出世》,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属于后者。如此等等。 当然,由于“社会”与“人生”的相互渗透和交叉,所以同时具有人生意蕴和社会性意蕴的作品也很普遍。如鲁迅的《伤逝》、《孤独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