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在片子里,秉爱的那股子自尊的“劲儿”是和她的坚强融合在一起的。全片只有一处,秉爱说到自己平淡地过着一辈子,想想孩子、想想全家能捆在一起团团圆圆,就不苦不累了,这时我们才看见她眼里泛起的泪花……这让我们觉得无论日子过得多难,秉爱都给人一种坚韧的感觉。我印象最深的画面是,秉爱和她男人采摘完橘子后,顺着山坡往下走时,那装满了橘子的背篓(大约有100斤)重重地压在了秉爱的肩上,她的男人手拿一根树枝甩手走在旁边……
冯 屋里屋外都靠秉爱,她男人身体不好。我看见的秉爱是很少哭的,上次村干部走后她哭起来,这次送我走她坐在江边石头上哭起来,不是我不用到片子里,是因为我都没拍到。但的确,秉爱不爱哭,她很坚强,就像片子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样。
刘 她边拔草边说:“人狠不了人,户口下了,我还是要生存的……反正到那时难不住我,(大不了)我就姓‘浑’了。”甚至到了后来,第一批移民外迁后,她家的房子真的可以用“残垣断壁”来形容了,可她依然每天下地劳动、干着家务。
冯 秉爱就那样。她没有我们概念中认为的农村妇女的狭隘。她高中毕业,有文化,她常说等我老了,要把自己的一生写出来,一般的人哪有这个意识。
刘 在导演阐述里,你说:“张秉爱是我所遇到的被拍摄者中最慢热型的一位,她开始给我讲述个人的故事,是在我们相识了8年之后。”为什么呢?
冯 其实是我没有倾听的能力。从1994年我们认识,秉爱一直都在跟我说,但早先我还不清楚我要拍什么的时候,我是听不进去的。到了2002年,沉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越来越清楚我要什么了。等我再见到秉爱时,有一天她拉着我去了他们那的一个风景点链子崖,后来又跑到江边跟我说话,可能是她内心有着巨大的压力吧,特别想倾诉,于是我们坐在河边,秉爱特别自然地跟我讲起了她的过去和现在。特别巧合的是,我在剪辑时所整理的素材顺序,竟然跟她所述说的顺序是一致的,这让我更加感到生活不是我们能架构得了的纪录片。
刘 这其实又扣合了小川绅介坚持的信条——“时间是纪录片的第一要素”。我看过小川的《三里冢之夏》、《三里冢:第二道防线的人们》、《牧野村千年物语》和土本典昭的《水俣病人的世界》。这些片子,无一例外地坚持了“时间”的信条。特别是,1975年,小川绅介移居山形县上山市牧野村,既耕田又拍摄农民生活,竟然在那待了15年!小川绅介的时间信条,是否无形中也在影响着你?
冯 肯定会有影响的。而且,自己需要成长,需要时间来理解这些东西。我原来拍的很多东西,放了一段时间,就慢慢看清楚了,像秉爱,原先不作为主线拍的东西突然间有了意义,可我原先认为重要的东西却变得不重要了,这就是时间的作用。小川在牧野村待了15年,他才能懂得那些作为变节者的后人他们的心理与特有的文化。
刘 如果总是匆匆忙忙地,肯定融不进去。有不少人,拍摄几天,就能“捏”个故事出来,我在想这其中的反差意味着什么?
冯 当然,积累不见得非得在现场。有的人他去现场,很短的时间就拍出个片子,他的时间花在另外的地方了,这对他本身有意义。
刘 呵呵,这么看问题,你很善良。
冯 我不是要故意等8年的。当我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觉得不知道该往哪走了。那时感觉很茫然,在技术和要表达的东西之间,我找不到方向,这可能就是成长的必然过程吧。另外,就是98年我生了小孩。在我一边养孩子,一边拍别的片子的时候,秉爱的儿子给我写来一封信,说他们家还没有搬,村里一直没有给他们家划定建房的土地。他上了很好的学校,在县一中,马上要高考了,学费是一个问题……等我再去的时候,才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刘 《秉爱》拍摄跨度8年,时间线索就成了一条自然顺延的结构主线索,其间用黑场隔开,用了4屏字幕来衔接,分别交待了“桂林村村民成为移民”、“第一批移民搬迁”、“余下的桂林村村民开始重新划分土地”、“秉爱全家用4800元房屋补偿款买下了路边的几间窝棚一直住到现在”。而另一条线索,则是散状地呈现出秉爱一家或村民们日常的生活。这使得片子的结构,自然、质朴而不脱离事物的发展规律,这种做法在小川绅介和土本典昭的作品种常常看到。你在剪的过程中,是否有所借鉴?#p#分页标题#e#
冯 我没意识到,只是本能地在做,我觉得自己舒服就行,爱咋地咋地的感觉。因为时间太长了,我已经疲惫不堪了。2002年拍完,也曾动手剪过,也曾放下过好多次,总也找不到出路。你这样说,反而提醒了我,以后要有意识地去分析分析别人的片子,找到结构的关键点。别人告诉我“拉片”,我这才知道原来还存在着拉片这样的方式,我看片从来都是片断的感动。
刘 或许你通过翻译、观片,一直浸泡在其中的缘故,无形中便浸染了这些纪录片大师的风范吧?
冯 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或许我没有意识到。他们老说什么“生理性的影响”。
刘 呵呵,“生理性的影响”这词用得很准。声画不对位,也是这个片子的特色。例如:影片一开始,是秉爱在江边洗东西的逆光剪影,画外音是秉爱在讲她曾经恋爱过,但家里不同意,后来赌气嫁给了现在的丈夫,因为她家在大山里,很穷,她父亲认为:“姑娘嫁到河边,喝碗水都清凉!”全片不用画外解说词,而是用秉爱这种性格饱满的声音,从头到尾形成了一条稳健的叙事线索,中间穿插着日常生活的同期声,便形成了一种张力。你在声画的处理上,还有什么心得?
冯 呵呵,我根本没有你想得那么高级,这也是凭着直觉做出来的,也是一种生理性影响。
刘 在土本典昭的《水俣病患者》里,最后的股东大会上,画面是股东出来了,民众在反抗,这时候有一个女人在大叫,股东慢条斯理地说着他们的理由,这造成一种对抗。实际上在那样混乱的情况下,那个女人和股东的声音是绝对听不见,这是录音师专门录下来的声音,垫到了这样的画面上,造成了声画不对位。
冯 我看土本片子的时候,光看人家怎么问答了,根本没顾及到这些,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这对我启发不小。《秉爱》的声画不对位,是无奈的,是因为没有图像。作为移民的“钉子户”,她们家早被断了电,我每天都要跑到江边的泵站请别人帮忙给充电。天黑了,秉爱干完了一天的活儿,没有事儿了,才能静下心来跟我说说话。有一天,在黑暗里秉爱突然间聊到灵魂那个话题,就我的喜好来说我更愿意看见那张说着灵魂怎样怎样的脸,但是我当时也看不见。曾经想过用黑场出字幕的办法,让观众坐在黑暗里听着那声音,感受着断电的严酷现实。但是,那样做显得太危险了,观众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和政府对抗,而不想秉爱了。我宁可让观众看见秉爱在劳动着,同时用她的画外音述说着那些充满着灵性的话。
刘 你的这种选择太棒了,很感性,也很理智。
冯 这种理智,是慢慢培养出来的。曾经在日本的山形国际纪录电影节上,小川的录音师菊池信之在给我讲述了所有器材的特性之后,他说比任何技术都更重要的是,在现场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你拍摄的对象身上,不要有任何的杂念。同时,创造出你自己的风格,并坚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