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爱》纪录片编导冯艳访谈记录（五）

       刘 那天，我在北京经典花园电影院初次看到《秉爱》的时候，就一下子喜欢上她了。后来看见网上有评论，并且给那天放映的4部片子打分，《秉爱》打最高分。我感觉秉爱身上有一种“劲儿”，这是你很难用大气、倔强、自信，勤劳而自尊这样的字眼儿简单概括得了的。现在，几遍看下来，就觉得秉爱能给人一种定得住的心力和一种作人的尊严。那么，后来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你，让你把镜头对准了她？
　　冯  我拍了好几个人，也看了很多人，但秉爱是我特别敬重的人。因为她活得特别有志气，虽然很穷。我们一起下地干活，她经常会讲出很多很精彩的话，比如她说人的灵魂……
　　刘  “人的灵魂是不能轻易地跟着身体走的”，“桃树砍倒就再栽，土能生万物，土能长经济……不挣不干不净的钱”，“只要我还能动，在土里刨一天，我就能有吃的”，“我拼命也要活下去！”……这些话从她嘴里说出来显得那么自然、那么有力度，人物形象也就在这种言语空间呈现了出来。
　　冯  还有很多特别精彩的都没能用进去。她说有一天半夜，她丈夫突发急病，一个朋友不仅借她钱去医院看病，而且后来连猪都替她喂了。她就告诉儿女，如果有一天她不在了，要他们一定替她还上这份情，人情重于山，比什么都大。秉爱是赌气嫁到这儿来的，他原来有个相好，她爸爸反对，他不爱熊大哥，俩人在一起很漠然。但是，只要走在外面，她把她男人抬得高高的，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她说：“如果我再欺负他，别人更不把他当人，那我的儿女就没法在外面挺着胸膛走路了。”就是这种劲儿，我觉得她就跟别人不一样。
　　刘  面对你的摄影机，秉爱的反应是什么？你又是怎样做的？
　　冯  我第一次去拍她的时候，正赶上村干部在他们家做移民工作，我没马上拍，等干部走了，秉爱开始哭起来，我下意识地把机器拿了起来，还没拍，秉爱就说太难受了，不拍不拍。之后我就觉得拍东西得慎重，不能随便拿机器。
　　刘  因为这里面饱含着尊重，这也是拍摄者与被拍者的尊重。小川绅介很注重这一点。
　　冯  小川的价值取向我是很赞同的，首先是他对人的尊重，比如那种谦恭的态度，我觉得非常重要。后来，秉爱经常来找我，让我跟她到地里，她干活，我陪她说说话，帮她干干活儿。有时我拍的时候她也不理，有时她会说拍这有什么用啊。
　　刘  你们慢慢地成朋友了。
　　冯  是啊。1996年，我拍完第一批移民迁走之后，归心似箭，我已经在村子里呆了三个月了，马上就是洪水季节，再不走乘小船就很危险了，而且我满身虱子，钻心地痒，衣服也煮过多次，都解决不了。一旦决定回家，我就一刻也待不了。秉爱坐在江边哭起来，说你不能再呆一天吗？其实她对我的感情比我对她的真诚、深厚，我还带着拍片子的功利，可对于她来说拍不拍没有任何意义。
　　刘  这有点像日本电影《望乡》中的那个女记者与那个被调查的老婆婆的关系。
　　冯  毕竟我有拍摄的目的在里面，起初我一直没完全把她当朋友看待，这是我做纪录片的一个遗憾。但现在，我们是真正的朋友了。小川绅介说得特别对，他说：拍纪录片拍到最后拍的是人和人的关系。
　　刘  嗯，我记下了这段话（念）：“支上摄影机，一边和对方交流一边拍摄。不论是故事片还是纪录片都是如此，你拍摄对方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拍你和对方的关系。这里面有无穷的乐趣。根据自己努力的程度，对方的态度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不停地在发生变化，因此你永远不会厌倦。……不仅自己在变，对方也在变。真正的纪录片捕捉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变幻无穷的关系。”
　　冯  确实是这样的，我拍秉爱时就真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所以，在我曾经跟别人合作剪辑这部片子时，他们让我拿掉所有被拍摄者看我镜头的画面和他们跟镜头后的我交流的画面，我当时就觉得少一点什么东西，虽然我不知道纪录片是不是都要求这样做。我直觉，我不能拿掉秉爱看我镜头的眼神，这里面有一种互动，那种东西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是现场的感觉，是我和她的一种关系。
　　刘  呵呵，不让被拍摄者看镜头，镜头后面的拍摄者要冷静如铁、不动声色，不跟镜头前的人交流等等，这只能说是纪录片营造“真实”、“客观”的风格之一、方法之一，绝不能成为纪录片创作的成规教条。就跟剧情片一样，纪录片也存在着采用叙事的“封闭框架”或是“开放框架”的区别问题。拍摄者要冷静如铁、不动声色的，大多是要营造一种叙事的“封闭框架”，让画面客观呈现；而你采用自如地跟镜头前的人物进行对话或行为交流，其实就是一种叙事的“开放框架”，很多欧洲影片就属于这一类。#p#分页标题#e#
　　冯  哈哈，太复杂了，我只是凭着感觉来做的。
　　刘  说到拍与被拍的关系，我想起一个典型的实例。一名新闻记者在大雨天守着一个没有窨井盖的井口，连续抓拍到一个路过的骑车人陷落、摔倒时情景。尽管他的用意在于呼吁公共设施建设应该完善、公共道德建立应该加强，尽管他拍得生动、逼真，可是他受到了大多数人的责骂，于是他陷落在一种悖论之中——如果他提醒了行路人，事情就会改变了方向，他就抓拍不到照片；如果它要抓拍到照片，那就得昧着良心等人陷落……说这件事，是想问你，在这种拍摄与被拍摄的关系之间，你是否也遇到过这种悖论的时候？
　　冯  遇到过呀，这件事让我很痛苦。小川曾经质问：先做人还是先拍片？我当然选择先做人，要不然我会难受一辈子。秉爱跟我从来没提过经济上的要求，2002年我再去拍片的时候，吃住在他们家，我便主动买米、买面、买酱油什么的，毕竟我给他们造成了一些生活负担。一次锄草的时候，秉爱好像是漫不经心地跟我说，儿子昌文高中快毕业了，但是1600元培养费还没有交。我当时没多想，顺口就说得给孩子交，如果不让毕业，考不了大学怎么办！我说完秉爱就沉默了。
　　我突然意识到她没有钱。
　　刘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当口？
　　冯  是啊。当时我特别犹豫，因为我给她1600块钱，这很简单，这不是问题。可是秉爱是这么自尊的人，这么多年来她不太配合我的拍摄，老说拍这些有啥用，也就是不太顺我的拐，这也使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劲儿”。如果给了她钱，解决了她的难题，她也许会配合我的拍摄，但她身上那股“劲儿”还能保持吗？这样我拍到的东西还有意思吗？其实这犹豫里有我的私心在。想来想去，我决定：如果她再提钱的事儿，哪怕不找我借，我也马上拿钱给她，但她没有再说。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特别对不起她。不管当时给不给钱，我都欠他们的，拍纪录片的人，真的都欠着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