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见证》可以算是央视最早一批的纪录片栏目,你们那时打算要做什么样的纪录片?
陈晓卿:最一开始,我们是想做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就是人文纪录片,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记录,但那个时候观众不买账,纯粹的纪录片投入太大了,我们做了一年就做不下去了,太耗钱,后来才做成了现在这种商业纪录片。做了几期之后,发现我们的时间不够,制作周期不能保证播出,纪录片最大的魅力就在它未知的部分,老拍它已知的部分,导演自己都会很快觉得没意思。
一般一个纪录片的拍摄周期应该在半年以上,从成本计算根本不可能。以前一个编导带着摄像机经常一消失就是半年,他出去拍摄一天的全部花费就是2400元,这样半年要几十万。现在我们规定编导最多只能出去15天。
记者:这种往商业上靠拢的选择是你们自愿的吗?
陈晓卿:往商业靠是大趋势,毕竟电视台是有运作成本的。拍摄周期缩短,文案部分加大,因为它不牵扯到出差、机器费用,基本一个导演的文案应该可以让我看到片子完成60%的情况。
记者:后来《纪录片》改名为《见证》之后,节目定位上有什么变化吗?
陈晓卿:《见证》比较明确做历史纪录片,大家做的就是变迁,就像大家都做一个“牛肉牌”牛肉,它的品牌就不会特别清晰,你要做“灯影”牛肉,或者“平遥”牛肉,大家就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记者:这样定位是清晰了,但是想传达东西是不是受到了限制?
陈晓卿:还好。我们把更多东西做在了前期,比较鲜活的情节更多是个人生命史的内容,像《现象1980》、《甲子》。
个人化的表达太多了,一定会影响到节目整体的定位风格,从大众传播的规律来讲,这样是会丢失掉观众的。
记者:但是纪录片本身不就是应该多拍摄吗?加大文案部分合适吗?
陈晓卿:这是国际上操作的趋势,包括国际上专业的纪录片频道也是这样,都是成本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