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爱》纪录片编导冯艳访谈记录（三）

        刘 2005年3月，我在“云之南纪录影像论坛”上第一次见到你，你当时在给日本纪录片大师土本典昭当翻译。你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利索、干练，而且挺周到的。这个特点让我记住了你。
　　冯  呵呵，是吗？
　　刘  不过，那会还不知道你也在拍纪录片，也不知道那本被中国许多纪录片人称为“圣经”的《小川绅介的世界》就是你翻译的。
　　冯  那会儿，《秉爱》的前期都拍完了。
　　刘  我在网上看见一篇记者对你的采访，你开玩笑说早先你考到日本国立大学中数一数二的学校——京都大学读经济政策学博士，你妈妈因你而骄傲，连走路都挺直了腰板儿。可是，自从你选择了拍纪录片，她就老揶揄你说：“有什么用，又得不了奖……”。这次，知道你得了山形大奖，她又有什么“说法”了吗？
　　冯  呵，我妈是一个特“噶”的人，从来都想让她表扬我一句，但是她就不。其实这次得的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奖，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个安慰。我爸就会说，好闺女、好闺女，爸爸太爱你了。可我妈在旁边，就那样，什么都不说。
　　刘  其实她心里是很高兴的吧？
　　冯  嗯。对我来讲，得这个奖已经没有太多感觉了，可能是片子拍得太久了。1994年夏天我就去了三峡，后来陆陆续续地在拍，2002年才把《秉爱》的前期拍完，8年呐。上个月，在山形宣布了《秉爱》得奖后，我们这次一块去的人，有的说鼓掌都鼓疼了，还有的说眼泪都下来了。因为，他们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要是97年那会儿，我第一次带作品参加山形就能得了这个奖，我还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了。
　　刘  你在博客里说，1993年当你在日本第一次看到小川绅介和土本典昭他们的作品时，你感到的是“震撼”！
　　冯  当时的确震撼！小川拍的《三里塚》系列，农民们眷恋自己的土地，反对建设成田机场，他们联合起来跟警察抗争……还有土本典昭的《水俣病患者》系列，看着这些片子我就觉得怎么还能这样拍，从来没见过！我还看了美国人拍的《兄弟的监护人》，哇，像侦探片，怎么觉得比故事片还好看。美国怀斯曼的《动物园》，还有法国菲里贝尔的片子，都是在山形看的。
　　刘  我觉得这种“震撼”首先是你和大师们有一种精神上的契合吧？不然它哪来那么大的力量让你走出经济学领域，去成为一个纪录片人呢？
　　冯  哈。我是比较情绪化的人，无来由地会被什么东西吸引。其实，我从来没有理性地活过，一激动什么都不顾了。小时候，其实我不太爱看电影，每次跟我爸去看电影，都会睡着，都是他把我给扛回来的。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画面，全都是片段性的，比如《王子复仇记》里，咚咚咚，鬼魂再现那种镜头。我对儿时的记忆也都是片段的，比如我坐在那儿看树影。我会有一种比较敏感直觉的东西，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从来没有想过。像你说的精神上的契合，哈哈，那太复杂了。

       刘 呵呵，我是想说大师们在纪录片里流露出来的情绪和内心感动，可能与你的直觉是相通的。这才会让你有所感动，有所选择，也有所放弃。你在这之前，了解纪录片吗？
　　冯  见都没见过这样的纪录片，对“纪录片”这个词儿，都很少注意。在国内也只看过新闻简报。那次能到山形县看片子，其实得从1992年底说起。那时，在东京举办了一个有关亚洲国际报道的摄影展，组织者叫野中章弘，他是很好的图片摄影师，东西写得也很好。当时他们邀请了中国的吴文光，还放映了他的纪录片《流浪北京》，我跟吴文光作翻译。野中章弘认为，在日本所见到的所谓“亚洲”，都是日本人眼里的“亚洲”，他主张亚洲人应该拿起机器自己来说话。那时候，日本的朝日电视台有一个30分钟的栏目叫“自由层”，是专给那些独立制片人提供的播出平台。那时候没有DV，都是用8毫米的设备来拍摄的。野中章弘是第一批拿8毫米拍东西的人。
　　刘  这个人对你的影响很大吧？在我们的生命里，常常有一些关键性的人物会在心智或境界上给我们某种开示。
　　冯  是的。我那天提了一个小箱子来到东京，说找野中章弘，他从一堆正忙着的人里走过来，第一件事儿是伸手接我的箱子，这个细节，让我突然间有一种信赖感。或许是他想培养一些创作人员，1993年10月，野中章弘出钱让我到山形县来看这些纪录片，呵，那时候我是穷学生，也没有什么钱。那时，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环境经济学，研究选题是新疆的坎儿井，我去过新疆四次。野中章弘后来要到新疆拍片，我领他去了哈萨克族生活的那些地方。在拍片过程中，他对待拍摄对象的态度，至今影响着我。#p#分页标题#e#
　　刘  那时你还没有开始拍片子吧？
　　冯  没有，只是跟他做些翻译工作。比如我们去拍一个专门研究哈萨克民族文化的老头，采访完那老头，野中也想采访一下老头的夫人，这在成片里顶多只用几分钟。但野中跟那老婆的采访，整整录制了6个小时。因为那老婆特别孤独，早年那老先生在监狱里待了好多年，出来之后已经八十多岁了，就想赶紧干自己的事，根本没有时间理老婆，他们俩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我们在那几天，老太太特别紧张，而且跟我们有距离。采访老婆那天，野中就一个原则——让她彻底痛快地说。结果老婆可找到一个倾诉对象了，跟我们说了很久很久。我就发现，老婆倾诉完之后，你看她的眉眼都变化了。野中不是那种“掠夺性”的采访，问完问题就完事了，而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的采访对象，这让我觉得这个人太值得尊敬了。
　　刘  关于这一点，我也很有感慨。我们所看见到那种掠夺性的采访、功利性的采访、做秀式的采访、扭曲式的采访，太多了。这倒不是说，我们不看节目样态，不看具体情况，一味都采用这种长时间的采访就叫“不掠夺”，不是的。从野中章弘的做法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被采访者的态度以及用心程度。
　　冯  是的。后来回日本之后，野中希望我也能拍片。正巧，我日本的房东，他特别喜欢摄影，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拿起摄影机拍东西。以前，走在马路上，过来什么样的人你不会感兴趣的，等拿起摄影机以后，你突然觉得，也许这个人会有故事，你会有所发现，就突然觉得世界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刘  这样来看，1993年真的成了你生命里的一个转折点了。这样，你就“改行”了，不当你的经济学学者了？
　　冯  那一段时间我都处在一种特别震撼的情绪里。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充满了魔力的神奇世界！在这样的纪录片里，我找到了一种更符合自己内心需要的生存方式。我开始在日本给朝日电视台的“自由层”拍一些片子。我觉得：人呐，只要有点儿价值，哪儿舒服就往哪儿走。在三峡，拍那个老奶奶、拍张秉爱，我觉得都是因为她们需要我，我就觉得挺舒服的。不像我在学校里，非要写一篇好的论文给老师，老师才会表扬我，不用那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