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承泽
钮承泽好像是一个在光谱两极不断做着布朗运动的分子，不安、勤勉、大悲大喜。人称豆导的钮承泽是目前台湾最全能的电影人，他已经集编剧、导演、演员、制片为一身。17岁主演侯孝贤电影《小毕的故事》成名，却走了和侯孝贤完全不同的道路。人生几起几落，最衰的时候整个世界都离他远去。而每次他跌到谷底的时候，却总有一道光能将他再次送到顶端。多年前，这道光是《小毕的故事》中的未来文艺之星、是《吐司男之吻》的偶像剧导演新秀、是《情非得已》的费比西大奖，而2016年，钮承泽凭借《艋舺》点亮了人生下半场的开幕礼。
采访前一天晚上，钮承泽在北京和朋友消夜很晚。第二天的拍片现场，豆导一脸颓相。喝了几口回魂酒后，豆导温暖起来，话也开始多了起来。说到拍《艋舺》时的感动，豆导甚至几度声音哽咽，泪水涟涟。如此不吝惜于剖白自己情感的人，要么是表演型人格，要么就是胸有块垒、情感黏稠到满溢。但他是钮承泽，他曾用如此绚烂的情怀讲述那些黑道少年的快意恩仇和残酷的青春，我们更愿意钮承泽的真诚正使他慢慢变成一个更柔软的人；一个“谦卑、打开、臣服”的人；一个深陷泥沼后，不断消除掉卑劣，进化得更纯粹的人。
我从来都不想成为侯孝贤
“如果说《艋舺》开创了台湾电影的10年荣景，一点儿也不过分。”当侯孝贤，这位公认的“台湾电影大家长”将如此盛誉送给《艋舺》的时候，钮承泽早已不是侯孝贤镜头中的“小毕”，这次，他是台湾“文艺复兴”的希望，他是名副其实、能拍自己“心中电影”的豆导。
《艋舺》在台湾超过3亿新台币的票房，不仅创下台湾国片史上首日最卖座票房，也是20年来首部挤进春节贺岁档的台产片。台湾本土电影再一次站上高地。在《艋舺》票房的强势带动下，台湾电影这个冷了很久的炉灶开始重新冒热气。
艋舺，位于台北市西区，是台北最早形成的街市，是一个因河运而开始发展的内港。 “艋舺”来自平埔族语，意为小船。“《艋舺》是一部有着黑帮背景、历史情怀的青春动作片；这是一段青春记忆，对友谊的伤怀与讴歌，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一群人对梦想的追求。”这是钮承泽对电影《艋舺》的定义，他自己尤其喜欢最后一句。
因为17岁那年拍了《小毕的故事》，钮承泽通常被归为侯孝贤的门生。从小时候起，钮承泽便自知绝不会成为侯孝贤。“我从小尊敬侯孝贤、杨德昌，但在艺术上，我知道我不可能成为侯孝贤，我也从来都不想成为他。我们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但是不能活在巨人的阴影之中。”
青春期的小毕成为“燃烧式的绝响”
钮承泽身上流有满族的血液，也是名将之后，从小生长在将军府邸。钮承泽的父亲19岁跟随国民党到台湾，一辈子怀念北京胡同，却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志。钮承泽说，他虽然是外省人第二代，但住的不是竹篱笆内的眷村，而是外公专用占地1200平方米的自己院子的独栋楼。小时候他最常跟同学炫耀的，就是他曾经上过蒋介石专用的厕所。但对于标准台客来说，他始终是外省人。
因为《艋舺》，钮承泽又一次回归到最主流的视野。就像27年前的那个春节，刚演完侯孝贤《小毕的故事》中小毕的他，在下雨的西门町数着排队看片的观众，雨水从伞尖上滴滴答答落下，伞排成一条长龙，他们为“小毕”而来。那是钮承泽人生第一次成功，当观众再从电影院出来后，整个世界改变，别人看他的眼光改变，甚至追求了半年的初吻也在当天发生了。
“这样的画面我难以忘记，好希望能不能再有这样的机会。但随着台湾电影的低迷，虽然心里还有那把火，但是不太可能了。”演员，尤其是成为艺术家型的电影演员，在钮承泽看来是遥不可及的，小毕几乎成为他“燃烧式的绝响”。
1989年的《香蕉天堂》后钮承泽开始对演员的职业感到茫然，人生没有目标。直到有一次李立群对他说：“你要立志做一个伟大的演员，才有可能把戏演好？”但台湾电影的现实又逼得钮承泽有劲儿使不出，钮承泽常常怅然若失地思考着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从我演完小毕之后，就再也遇不到另外一个小毕了？我仰望好莱坞，我在问：“为什么他们的演员可以如此有尊严？”钮承泽得出的结论是好莱坞有强大的市场。自此他也意识到，好演员生在贫瘠的土壤也是要死的，没有土壤怎么办？那就先从松土开始。“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只要是说着我们自己的语言，讲述我们身边故事的影片，一定会有人看。”
拍偶像剧成功——我长成了一个怪物
新世纪之初，整个台湾都在被日剧包围。“那些日剧完全从生活出发，那么浓郁，有笑有泪。但我一和人家说我要拍这样的电视剧，就被人笑话——你不懂台湾市场啦，你还是专心当演员吧。”直到《流星花园》横空出世，大卖，慢慢培养起来的电视剧市场才给豆导一个机会拍了《吐司男之吻》，同样大卖。
钮承泽迎来了人生第二次巅峰。他开始不断接到制作人、电视台主管的邀请电话。而在“已经没有电影”的台湾，钮承泽当成电影作者一样被普通观众和文艺青年追捧。
“《吐司男之吻》后我又长成了一只怪兽，发脾气、迟到、像个皇帝一样，被所有人宠坏了。可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这么用心在做事啊，我迟到，是因为我要剪片子啊，我又要弄剧本，又不是去打牌、喝酒……纵然心有不安，但用更强势的态度表现，然后把日子都过坏了。”
钮承泽说，刚做偶像剧导演那几年，他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腐烂发臭了。紧接着，他就从一只“野兽”变成了“困兽”——《吐司男之吻》的成功，让2003年的钮承泽对偶像剧《求婚事务所》期望过高。 “那时候所有人都在等着看《求婚事务所》，所有人都在盼、都在怕，结果收视率大败。”
情非得已，世界再次被打开
而那个阶段对钮承泽最大的打击，是他得到了一个拍电影的机会——《艋舺》，然后又失去。
“2005年我第一次有拍《艋舺》的机会，是个大‘卡司’来找我，我们一起弄了剧本。”深陷偶像剧失败泥沼的钮承泽觉得过这么久，总算可以拍电影，只要电影成功，这些“电视剧时代”的故事便可以自成烟尘。
但就在钮承泽一腔热忱全情投入了8个月后，那位“大人物”周杰伦忽然说不做了。难过、丢脸、失败感，甚至隐隐的羞辱感同时迸发，就连女朋友也在那个时候弃他而去。钮承泽说，他就这样被逼到人生的墙角，有半年没有办法工作，甚至开始看心理医生。
“以前我总是习惯把手指指向别人，其实很多事情不如意的原因都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总是充满了欲望，于是我决定把手指指向自己。” 通过瑜伽，内关打坐，钮承泽花了半年时间陪伴自己、接受自己，放下罪恶感。重新“出关”后的豆导把一部“调皮、有企图心、嘲讽台湾现实和政治”的影片蓝本，基调大变，成为了那部再次让他翻身的“伪记录片”——《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讲述一个小导演为了拍一部电影所经历的荒唐、心酸的故事，片名《情非得已》不仅是当时钮承泽的无奈，得到它也纯粹是宿命。“我们就是一群人在说剧本，忽然iPod里随机播放出《情非得已》，大家觉得，这个名字不错啊。可是后来再看，它是这么贴切，谁不是在生命之中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呢？所有的卑劣、计算、争夺……情节真真假假，但底色又是这么的无奈。”
用真诚孕育的作品总是能打动更多的人，《情非得已》一出，观众好评如潮，入围当年金马奖，获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世界再次改变，但经历几起几落，钮承泽说他已经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谦卑、打开、臣服”，他用《情非得已》作为人生上半场的总结，仿佛那个17岁刚看到世界的小毕一样，他等待人生下半场的开始。
终于等到了《艋舺》
《艋舺》是钮承泽人生下半场的再次出发。
《情非得已》的成功并不能冲淡对《艋舺》的乡愁，如果不拍出来，《艋舺》永远如鲠在喉。胸有块垒，方能大气如虹。
2016年1月14日的傍晚，钮承泽和音效指导杜笃之不间断奋战近30个小时后，完成了《艋舺》的后期制作。在骑着单车离开录音室的回家路上，钮承泽哭了。在台北市中心街头，他泪流满面到脸都皱起来。钮承泽说那种激荡波澜的情感，除了一路走来始终坚持的自己，其他人不能体会。《艋舺》的成功并非偶然。从起初筹备开始，钮承泽就有着商业上精密的全盘考量和计算。“电影如果要形成工业，它需要的就是不断出新的例子，而不是奇迹。《海角七号》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奇迹，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让我们看到了台湾电影的可能性。电影工业最明确的标识应该是，它可以被复制，必须是成规模的商业生产。”
开拍之前，《艋舺》便已经落实了发行渠道，并早早将这部电影定为贺岁片。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开始倒推，用它可能展现的爆发力制定行销策略，最大限度地投入资金、经验、人脉来推动这部电影。包括在行销原则上，他们遵循的是：“我们不断地制造新闻，但从来没做过消费明星、消费媒体的事情。”
而在片场，曾经以“暴力”闻名的钮承泽，变成了一个柔软的人，他曾多少次泪洒片场。“我们试图为台湾电影工业化的建立在创造例子，而不是奇迹。到上片那天，其实已经很有信心了，从南到北，中午开始就已经有戏院的票卖光了，我和制片人李烈跑去西门町，龙头戏院都在放我们的片子，我去戏院大厅看，红字、红字、红字，全是“售完”的红灯。甚至某家戏院卖出了站票。”
当天晚上钮承泽带了一瓶红酒，到编剧曾莉婷家，两人相对无言，一直在哭。“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这么多长久的努力，经历了迷失、荒唐、没有人相信你，就连自己也一度放弃了自己。但现在，我们终于证明，说着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故事的电影是会被观众喜欢的。”
钮承泽说《艋舺》是很大的一种恩赐，他充满感激，随即生出恐惧：“我不想再长成另一只怪兽。本心很重要。我已经到了人生的下半场，我当然有我的思考和计算，但是不再汲汲营营，不再以世俗的成功为目标。现在只有两点，我到底有多想做这件事以及这件事能否让世界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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