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纪录片从早期的纯灌输式、教导式到现在的尽量客观地还原生活,尽量用讲故事的方式把片子做的好看,是对观众的尊重,即尊重观众的审美判断和审美接受。
康德的美学思想认为,审美不是指某个客观存在的对象美不美,而是指审美的人是否产生了主观的愉悦感。审美对象是美还是不美,取决于审美者对其所作的鉴赏和判断。所以他说:“与其说愉快或烦恼的不同感受取决于激起这些感受的外在事物的性质,还不如说取决于每个人所固有的、能够激发为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也就是说,美还是不美,要由审美主体说了算。
但对观众审美判断和审美接受的尊重并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纪录片要一味地迎合观众,放弃自己的品位和追求,否则纪录片的社会功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会被大大削弱。
然后出现的纪录片平民化的泛滥,给很多纪录片人产生了一个认识和创作上的误区,即把纪录片的创作看成是完全个人化的行为,用个人化的手法和理念进行一些个人化的表达,因此形成了非社会化的价值取向,他们的创作也是普遍带有非现实和边缘化倾向,缺少对主流人群、大众事件和社会现状的关注,社会责任意识被淡化,过于看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相对淡漠其文献价值。很多纪录片似乎更注意题材的表意符号,欠缺穿透力,不少片子形式大于内容。正如何苏六所说:“如果纪录片不反映时代,纯粹关注个人,纪录片是没有生命力的。”
我要特别提醒的一点是:“纪录片人要牢记,纪录片永远属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