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印度也曾是世界电影大国之一。在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初期,它的故事片生产量仅次于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到七十年代它已超过日本和美国,名列世界之首。在十九世纪末,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帝国”有三亿人口,包括今天的印度、缅甸、巴基斯坦与锡兰(斯里兰卡)。在这样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度,看电影成为他们最受欢迎的娱乐活动。
1896年7月14日由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摄影师带去的影片首次在孟买正规的“诺威尔蒂”剧院放映。不久,由英国的史蒂文斯将孟加拉的歌舞剧《波斯之花》的片断拍成影片。安德森又摄制了纪录片《火车抵达孟买车站》等。1912年在孟买上映了第一部国产故事片《车达里克》(根据神话故事改编的戏剧片)。1913年从英国学习回国,被称为“印度电影之父”的D·G·巴尔吉导演了他的第一部影片《拉贾·哈里施昌德拉》,标志着印度国产影片生产的开始。接着巴尔吉创办了印度斯坦影片公司,又拍摄了《迷人的巴斯马苏尔》和《萨达万和萨维特里》两部影片,从而为印度电影提供了叙事模式,巴尔吉在拍摄后两部影片时,先后物色了六位女演员。也是印度电影史上最早使用女演员之始。
在印度早期电影制片人中,最著名的除了巴尔吉外,还有两人,一个是早在1902年就创办了印度第一家放映公司的J·F·马登,另一位是S·N·帕坦卡尔。他们也生产了不少影片,题材大多是关于印度的历史、宗教、神话和传奇故事等。特别是马登的公司后来基本上垄断了印度东北地区、缅甸、锡兰(斯里兰卡)的电影生产和发行。这样到20年代就形成了三大制片中心:即西部的孟买、东部的加尔各答、南部的马德拉斯,三角鼎立控制着印度电影的生产和发行。
1931年印度的第一部有声片《世界的美》(印度斯坦语)在孟买首次放映。随即,其他民族语种的有声片也相继发展起来。从30年代末开始,在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三大制片中心又相继办起了电影学校,为电影事业的发展培养人材。这一时期主要导演及代表作品有:梅布勃导演的关于社会题材方面的影片《面包》和《单独生活》;索拉勃·莫迪导演的《亚力山大大帝》和《比卡尔》;森达拉姆导演的《不灭的火焰》(曾在威尼斯电影节展映)、《阿德米》和《意料之外》;德巴基·库马尔·博斯1933年导演的《虔诚的布伦王子》一片成为印度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他1934年导演的《悉达》一片又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从而奠定了他在印度电影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导演的影片还有《总统》、《大地》、《婚礼》等。另外,巴露阿导演的《德孚达斯》(1935)一片也获得了巨大成功,其后他又拍摄了《超度》、《他的权利》、《生活》等质量均属上乘的影片。
二战中,日本飞机轰炸了加尔各答,场地设备的毁坏,制片原材料的匮乏,英国检查机关的严格控制,使印度电影产量迅速下降,由战前的年产量两百部下跌到不足百部。这种状况直到二战结束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不过在这期间,还有三部佳作问世。第一部是夸加·阿默德·阿巴斯导演的《大地之子》,它以1942年孟加拉的大饥荒为背景,导演以高超的摄影技巧,逼真地再现了饿殍遍野,饥民抢食而互相残杀的悲惨景象,一辆辆豪华汽车从他们身边急驰而过却熟视无睹,深刻揭示了战争和自然灾害双重逼迫下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第二部影片是奇坦·阿南德导演的《贫民区》,影片采用对比手法展示了一个上流社会的高级住宅区和一个下等社会的贫民住宅区的巨大差异,然而贫民区的男青年却与地主的女儿相爱了,并且地主的女儿在支持穷人反抗恶势力的斗争中还主动地揭发了她父亲的罪恶。第三部影片是森达拉姆导演的《柯棣华大夫》,影片表现了印度的柯棣华大夫参加国际医疗队去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不幸以身殉职的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该片公映后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印度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49年成立了电影专门委员会着手研究民族电影的现状及发展规划;1953年设立了国家级电影奖;1955年建立了儿童电影协会;1960年成立了国家电影投资公司(1980年改为国家电影发展公司),该公司为摆脱私人资本的控制起了重要作用;1961年在浦那开办了电影学院(1970年起改为影视学院);后来又分别在孟买和马德拉斯创办了电影艺术学院和电影技术学院;1964年建立了国家电影资料馆。从此使印度民族电影步入有序的发展轨道。#p#分页标题#e#
1951年,印度著名的情侣演员拉兹·卡普尔自导自演的《流浪者》大获成功,标志着印度电影的新起点。同年,索拉勃·英迪摄制了第一部以反英为主题的大型彩色历史故事片《章西女皇》。梅布勃摄制的《印度姑娘曼加拉》在整个东方、埃及、伦敦等地都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这些影片大都以好莱坞风格式的富丽堂皇的场景,色彩艳丽的服饰,有的还有规模宏大的群众场面赢得观众的青睐。
从1953年起,因受苏联电影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又出现了一批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优秀影片。如比麦尔·洛伊导演的《两亩地》(1953),讲述了一个农民因受地主的残酷剥削而被迫背井离乡的悲惨故事。这部影片不仅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也获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使印度电影从此跻身国际电影艺术之列。萨蒂亚吉特·雷伊导演的《道路之歌》(1955)和《不可征服的人》(1956)为印度电影开拓了一条新的道路。《道路之歌》表现了一个极度贫困的农民家庭的悲惨遭遇,蕴含着浓郁的抒情色彩和现实主义气氛,曾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人权证书奖”及国内外多项大奖。这一时期,十分流行的在电影中穿插歌曲、载歌载舞的做法成为印度民族电影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拉兹·卡普尔的《擦鞋童》因穿插歌曲之多而轰动一时。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印度电影分成两大不同派别:一派是迎合观众趣味,题材平庸,艺术手法公式化的商业电影;另一派是以雷伊和莫里纳尔·森等人为代表的“新电影”运动,他们主张影片的题材应主要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政治问题,并要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这类影片的主要代表作有:雷伊的《女神》(1960)、《肯琴琼卡》(1962)、《恰鲁哈达》(1965)、《仇敌》(1970)、《远方的雷声》(1973);森的《两兄弟》(1967)、《加尔各答――71年》(1972)、《合唱》(1974);特威克·卡塔克的《能言善辨》(1973)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出现了一批反映印度社会面临迫切问题的影片:如反映要求男女平等的《角色》(1977);反映印度农民现状的《乡村历史》(1977)、《大地母亲》(1980)、《失去土地的人》(1981);反映争取社会权利的《阿尔别尔特·平托为什么发怒》(1980)等。
从1970年起,印度的故事片产量一直保持世界第一。全国拥有11000多家影院。70年代后期,印度电影业受到黑社会势力的侵袭与控制,他们“投资拍片”,“出钱下海”,借电影“投机赚钱乃至出名”。所以到80年代,以孟买为中心的“宝莱坞”信誉越来越低,连国家银行贷款都得不到。从90年代开始,印度政府为了打击黑社会势力,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和推动印度民族电影业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印度电影又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以“宝莱坞”为基地的电影业始终坚持“多产、多销、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方针,从90年代初开始不断发展。加之从1991年开始印度政府又像中国一样实行对外开放的市场经济模式,电影业基本上像好莱坞一样走出了一条商业化模式,大量生产低档的、通俗的、缺乏思想内涵的、时髦的商业化影片,受到国内外广大观众的欢迎。在90年代的十年中,“宝莱坞”生产的故事片(片长为两小时左右)总计为787部,而美国好莱坞在同一时期的生产量约为600部之多。不过,从影片的思想内涵、社会性、现实主义风格等方面来看,90年代的印度电影都赶不上50年代那些堪称经典名片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