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前瞻纪录片的未来发展,无法不先回顾纪录片在过去百年来的发展情形。就形式而言,早在 1895年卢米唉兄弟推出actualite(纪实电影)时,纪录片就已出现了雏形。由纪实电影由纪实电影后来发展出新闻片(newsreel)的形式,再由新闻片启发了二0年代苏联导演维尔托夫(Dziga Ver tov)的「真理电影」(kinopravda),创建了「电影眼」、「无线电耳」的纪录片理论。为了阐释「电影眼」的理论,维尔托夫拍摄了纪录片的经典作品【持摄影机的人】,树立了「反映自我」(r eflexivity)的纪录片美学,甚至可以说直接启发了六0年代法国「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与「战斗电影」(militant cinema)的理论与实践。
纪录片的第二种重要的形式也同样出现在二0年代,即是由福莱瑞蒂(RobertFlaherty)拍摄【北方的南努克】而开始的一种「观察的」(observational)纪录片制作的美学观念,同时也创出了一种介于虚构与写实之间、本质十分暧昧的电影(或纪录片)类型。福莱瑞蒂被尊崇为这种类型纪录片的开创者,但他其实追求的是一种素民演出自己生活的「半虚构式」的电影,也是二战及战后某些欧美纪录片工作者擅长的纪录片形式。
二、三0年代欧洲艺文界介入电影创作,在实验电影与纪录片类型中,一些艺术家不约而同创出了「城市交响曲」的形式,可说是纪录片创作者中的「形式主义者」。他们注重影像的结构及与音乐的关连性更甚于内容的社会意涵。「城市交响曲」的影响可见于二战后美国及欧洲出现的许多「交响诗」纪录片。
等到英国的格里尔生(John Grierson)把纪录片当成社会改革的工具,在英国领导了一场纪录片运动,纪录片才开始其「社会改革」的角色与包袱。格里尔生所提倡的纪录片形式,其实是压制不够精确的(甚至可说是暧昧的)影像,而充分发挥声音(包括旁白、音乐、音效、环境音)传达精确讯息的功能。在有声电影尚未建立美学基础的三0年代,英国纪录片在声音上的实验勿宁是十分重要的成就,但其恒久的不良影响却是使得生活性、观察式的纪录片形式被压抑,使得以旁白为主、影像为辅的「插图式的」纪录片形式主导了三0年代以后全世界纪录片形式的发展长达三十年。一直到五0年代英国「自由电影运动」、法国「新浪潮」与东欧新电影的出现,纪录片的形式才又逐渐丰富起来。格里尔生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或影响,就是把纪录片制作由公或私领域引导至「为机构服务」的方向,也就是寻找纪录片的资金提供机构(sponsors)去完成纪录片的创作。格里尔生是很好的制片,懂得如何化解出资人的干预,但由机构出资的这种影片(叫sponsored film)搞得不好,很容易就变成「公关电影」、「宣传片」。在广义的纪录片定义中,这类型的纪录片其实在整个纪录片历史中也占有相当的重要地位。
六0年代以后,纪录片的形式有了重大、多元而且快速的转变。先是以旁白为主的「独断式的」(daidatic)纪录片被摒弃。以名人或一般人为拍摄对象的生活观察与记录蔚然成风。其间,法国与美国电影工作者或学者从不同的方向去思考关于影像的「真实性」、「客观性」,及摄影机与被拍摄对象间的关系,终于造就出「真实电影」与「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及「观察的电影」、「参与观察的电影」(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等不同的纪录片美学观,也在纪录片形式上增加了访问、人在摄影机前后彼此的互动关系、拍摄者身份的揭露与否、第一人称主观角度的影像与声音….等新的元素。「直接电影」早期模拟剧情片的表达方式,运用多架摄影机由不同空间或角度同时拍摄再剪辑成同时性的事件,也引起后来关于纪录片与剧情片在形式表达上的异同。电影符号学在这一方面的讨论,厘清了纪录片与「真实(世界)」(real(ity))的不对等关系。纪录片=客观、真实的迷思终于被揭穿。纪录片影像与声音的操作模式一旦被解析出来,「假纪录片」(fake or mock documentary)的形式很自然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在这种情境中,以纪录者周遭亲朋好友为观察互动对象的「个人纪录片」在七0年代之后,逐渐风行全球至今方兴未埃。一种以摄影机为借口去介入人物的生活或事件的发展的「探索式」(exploratory)纪录片风格也在同一时期开始出现。
纪录片在六、七0年代朝「反映自我」(reflexive)的方向发展,是受到人类学同一时期的思潮的影响。事实上,民族志或人类学电影(ethnographic or anthropological film) 在美学上的讨论,才是促成纪录片美学在七0年代以后逐渐蓬勃的推动力。人类学电影也在不同国籍、理论、派别等因素的交叉影响下,在七0年代后呈现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象。#p#分页标题#e#
七、八0年代影响纪录片形式发展的另一个重大因素是轻便可携式录像技术的出现。由于电影技术的复杂性、不方便性(无法长时间连续拍摄、无法立即观看、剪辑困难)、及其费用昂贵,形成纪录片的「技术障碍」,也影响纪录片对人员编制与后勤支持的需求、经常面临摄影与否的抉择、甚至影响摄影者与拍摄对象间的互动关系。轻便可携式录像技术(portable video)解决了上述的「技术门坎」,使得更多人得以轻松的操作愈来愈「友善」的机器,轻易而且较易被接受地接近被摄对象(也就容易拍到自然的影像与声音),长时间(二至六小时)连续拍摄(也就较不易漏失可拍到的材料),并且可随时回看所拍的材料。这些「优点」当然也影响了以录像技术制作的纪录片的美学。长时间连续拍摄形成long take(长时镜头),在剪裁不易的情况下,往往造成不是整段拿掉就是作品又长又臭的结果。技术的门坎愈低,纪录片工作者也就愈不追求技术的讲究,结果造成录像纪录片的质量低落难看。但是录像带在剪辑上的方便(特别是不必烦恼影音同步的问题)的确不是电影所能相比,也因此才促成电影与录像两种媒体在八0年代的结合,这也使得纪录片在应用了录像带后期制作所提供的技术后,产生了新的表现形式。例如母子分割画面的应用可同时呈现相关影像,增加内容的深度或复杂性。这种录像技术在纪录片美学上的应用,到了数字技术出现后,就更迈进一大步。
计算机数字技术在九0年代有日新月异(不只是形容词)的发展。硬盘容量愈做愈大、价格愈来愈低,加上软件价格也愈来愈买得起,使得以个人计算机为操作平台的非线性剪辑逐渐成为纪录片工作者的工具。在制作上,摄影机与录像机的数字化(也是更轻便化),使得技术、经费、人力的需求更低,在传输上也更方便。由此我们进入对未来纪录片发展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