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导演杨光远:干电影有了更多的人生体验

    电影是说不了假的，《你是天使》靠质朴的情感打动人心

    问:《你是天使》是一部小制作的公益电影，是什么让您这位拍大制作电影的导演参与到其中的创作？

    杨光远:《你是天使》比起《大决战·辽沈战役》、《血战台儿庄》，似乎是一部小片子，但我认为它传播人道主义主题的内涵是不小的:女大学生马杰只身一人来到艾滋病村，为一群艾滋病遗孤当老师，她不仅自己消除了心理障碍，还带动其他孩子一起关爱艾滋病遗孤，这里面具有很深的思想、艺术内涵。这部电影很有特点，既是儿童题材、农村题材，又是艾滋病题材，给创作者很大的挖掘空间。这部片子最具特点的地方是，特别重视表现原本就生活在山村里的孩子。虽然马杰是主要人物，但是马杰周围那些孩子，都是从山村里选的，都是生活的原型。他们特别朴实，眼神特别打动人，只要看到这些孩子的目光，看到他们的形象，就会让人特别同情。对女主角我们也做了比较高的要求，让她往生活上靠，要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从感情上来挖掘自己内心的情绪。我觉得一个演员不能单纯追求表演，得把自己的真情跟孩子们融合在一起。还有对细节的处理也是很严格的，一个碗、一个盘子、一个锅灶，都要按照山区里孩子的生活原型去选。因为电影是说不了假的，得用形象打动人，得用感情打动人。这几年有一些大投资的片子，看着很好看，但观众看完之后不知道它到底想说明什么，主题很模糊。《你是天使》这个片子看完之后，你会对那些没有父亲、没有母亲、没有亲人的艾滋病遗孤产生深深的同情，唤醒人们的人道主义精神。
    问:这部电影的主创是一帮年轻人？

    杨光远:我跟出品人王建锋已经有过几次合作。我觉得这帮年轻人有能力，也肯吃苦，抓题材比较准。导演郑潇挺有想法，还有第一次做电影制片人的何佳，在电影拍摄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通过各种努力，解决了资金问题。他们对电影的投入和激情，常常感染着我。我也有过年轻的时候，也是因为当初别人帮助了我，才有了后来的这些作为。我原来是拍军事题材的纪录片、军教片的，拍《地道战》时我是摄影。我从摄影转为电影导演，是因为遇到两次机会。第一个机会是老导演李俊给我的。他看中了我的摄影风格，坚持让我在他导演的故事片《归心似箭》中担任摄影，一下子得了文汇电影奖最佳摄影奖。第二个机会是老导演严寄洲给我的，他发现我不仅是摄影的材料，还是导演的材料，举荐我在他导演的故事片《再生之地》中担任第二导演兼摄影师，结果获得了第四届金鸡奖最佳摄影奖。这两位老导演对我的帮助，我是永世难忘的。

    历史不是待嫁的新娘，不可以任人随意打扮

    问:您拍的军事题材影片，大多比较惨烈？

    杨光远:当年拍《大决战》难度很大，这样的巨制在我们国家是第一次。从1987年开始筹备到1991年拍完，前后五年，其中有两个年头我一直和部队生活在一起。我永远忘不了在拍《大决战·辽沈战役》时候做群众演员的39军和40军的官兵，影片里上万人的场面有二十几个，一般小场面都是三四千人、两三千人，部队和我们配合得非常好。1986年，拍《血战台儿庄》的经历也是让我永生难忘的。历来我们拍摄战争的场面，都不表现“惨”，只能表现“烈”。我在电影里拍摄了一组“血肉长城”的画面:用七八百个战士演尸体，从墙根垒到城门楼。“血肉长城”确实把整个影片升华了，视觉上惊心动魄。但这场戏拍得很苦，是济南部队派工兵营协助的。有的战士需要头朝下一动不动地倒悬在城墙檐上。戏要拍一整天，可是人倒挂一会儿就眩晕想吐，士兵们始终都在以难以想象的毅力支持我们拍摄，拍摄的同志被深深地感动着，大家一直是忍住泪拍下来的。事后部队首长在电话里向我笑着“抗议”:“杨导演，您把我们部队的战士都累坏了，有的战士鼻子都悬出了血！”正是我们的战士成就了这样的军事大片。问:影片《血战台儿庄》曾涉及了国共两党众多的历史人物，当年无疑会有个如何表现历史真实的问题？

    杨光远:当年我决定拍《血战台儿庄》，有朋友劝我要慎重，别因此惹上是非。因为在这部片子之前，银幕上还从来没有反映过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影片。但我还是决定拍，而且要实事求是。我是山东人，我从小就知道台儿庄会战是震惊中外的著名大战。影片拍完后，我去参加片子审查，专门带了一本毛主席语录。我怕万一有人指责这部片子的主题，就把毛主席语录翻开，给他看毛泽东对台儿庄战役的评价。后来我到加拿大，遇到看过《血战台儿庄》的前国民党将领，他说的话让我特别感动。他说，你们中国共产党真了不起，胸怀宽大，还写了国民党的台儿庄大战。这说明这部片子虽然是我拍的，但它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我一直认为，历史不是待嫁的新娘，它是不可以任人随意去打扮的。所以我最珍视“真实”这把尺子。历史分寸、艺术分寸、政治分寸是这把尺子的三个标准，把握好了，总体上讲一部片子就成功了。#p#分页标题#e#

    干电影这行，让我有了更多的人生体验

    问:作为一名1952年就进了八一厂的老兵，您曾经历过多次生死考验？

    杨光远:在我的一生中，有过很多次的“有惊而无险”。1966年，“文革”最激烈的时候，我突然得到通知，让我参加一个任务，关于这个任务呢，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再好的朋友也不能讲，保密。我们几个人从北京出发，坐了几天的火车到了新疆。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坐汽车去试验基地，突然遇到一场特别大的怪风，一个火车头都被刮倒了，我们坐的汽车也被刮翻了，挡风玻璃也被刮起来的大石头砸碎了。走不了了，我们就躺在沙漠的大坑里等待。大概经过一两天，又渴又饿，最后风停了，我们才走出来。到了试验基地，我们这才知道是要拍摄核武器试验。核爆炸那一天的零时，我、司机和一个检测员接受了任务。我们穿好防护服，藏在工事里面，核爆炸之后，我们马上乘嘎斯69吉普车直奔爆炸中心，把实验的坦克、火车、楼房、动物等各种效应物拍下来。当拍到第二卷胶片的时候，突然听检测员大喊:“不行了！赶快撤！已经吃伽马射线了！”于是我们赶紧拼命地往回跑，跳上嘎斯69开回了试验基地。我很幸运，完成了这个任务，拍下了宝贵的镜头，我们摄影队集体立了一等功，我个人立了三等功。1954年我24岁，到大陈岛下的田凹岛参加一个纪录片的拍摄。我和另一个同志各带一部摄影机，跟着我们渡海部队的第一梯队登陆，敌人突然打炮，我们就趴下来，一枚炮弹落在我和另一个同志跟前，我们不敢动。战后打扫战场一看，幸亏那是个臭弹。有一年我接受了一个任务，是给我军的米格15飞机拍一个编队。事先进行了训练，也练了跳伞。拍摄那天，我坐在飞机的工作舱。飞机飞到一定高度时，飞行员突然说:“有事故，油路不通，准备跳伞。”我立即做好了跳伞准备。过了一会，飞行员又说“故障排除，停止跳伞”。那次如果真跳了伞，我不知道会是什么状态，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的飞行员。我们过去拍纪录片、军教片、保密片，经历危险是常有的，但干电影这行，让我有了更多的人生体验，再苦再累我都觉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