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呵，我这么追问，是不是有些咄咄逼人了？
王 我非常珍惜这样说话的机会，因为你平时跟谁说这些事呢？
刘 我喜欢这个片子的结尾方式，孩子们登上了南去贵州的火车，无论成功与失败，都是结局，也都是开始。意尽则止，让人回味。
王 话说尽，就没意思了。
刘 前期，你跟着他们去贵州拍摄比赛了吗？
王 去了。他们怎么准备比赛、怎么参加比赛，以及幕后花絮，我都拍了。
刘 结果怎样？
王 一金，两银。“叠罗汉手绢”组得了金牌。
刘 刘晓云带的那个组？
王 对。在剪片子的时候，就觉得把一金两银这结果说出来，前面的铺垫就没味道了。得奖与不得奖，对片子要表达的意义来说是不重要的。不过，我还是考虑了很久，因为毕竟那些素材拍得也很好,从跟踪人物的命运发展的进程来说,拍到那些东西应该是完整的，从表面意义上说是没有遗憾的。
刘 我感兴趣的就是你把“结局”舍弃掉的这种想法。
王 这个结局必须要舍弃掉。就像《拉着老母走天涯》，我们将王一民和他母亲去海南的部分也舍弃掉了，最后是在山路上结的尾。什么东西说尽了，这事就没意思了。《化蛹为蝶》如果再加上一金二银的结尾，皆大欢喜或者是告诉人们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前面铺垫的那种命运的不可知性，还能这么震撼吗？如果要追结局，那这个片子还得往下拍，那就没完了。
刘 现在这些孩子咋样？那个赵丹丹呢？
王 在美国，表演杂技呐。
刘 哦！这算是比较欣慰的事了。得了金奖的这些孩子，都留在团里了？
王 没有，还有人主动退出。2004年初，我去饭店吃饭，一个小姑娘，很漂亮，不断地在看我。呵呵，我这样还有人看我呢。她上前来问我还认不认识她，呀！是“叠罗汉手绢”组的高亦萍。我说98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还在杂技团吗？她说不在了，她在一个民办大学学英语呢。我说为什么不练杂技了？她说：没出息！这恰恰就是一种命运的莫测。
刘 这也是纪录片的魅力！它真的是跟当时的时间和生命长在一起了。而且，你纪录了别人的同时，也纪录了你自己。
王 见了高亦萍之后，我才开始思考很多事情，才有了勇气重编这个片子。当然，改动不是太大。有一件事，挺遗憾的，当时过于强调纪录拍摄对象，我放弃了纪录我们自己。那天剪片子时，我偶然在一段素材里，突然发现了我爱人常瑜，当年她大学刚毕业，那么年轻。6年之后，当年那个“洋溢着青春光晕”的我媳妇，已经成了一个4岁孩子的妈妈……
刘 的确，片子本身有着时间之于人的那种流逝的沧桑感。
王 作为当年的介入者，我们在镜头内外纪录了人的变化。当时真想做一个片子，就叫《我的1998年的冲动》。在这一年，我和常瑜结婚了。之后，这个世界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高亦萍离团了，杨亮反倒当了杂技演员，赵丹丹没资格参赛却出国了，白雪、刘思宇这些孩子还在干着这一行……可惜，那时对我们自己的纪录几乎没有。
刘 总是有遗憾的。我在看《化蛹为蝶》时，感觉色调比较偏暖，那是有意调的？
你想表达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王 柔和、温暖。在生命的挣扎中，暖色让我表达出一种感动的温暖。这是开始拍的时候就想好的，否则那就是偏色了嘛。
刘 片子拍完，隔了多长时间剪出来了？
王 2、3个月吧。
刘 那是第一版。
王 2005年再剪时，变化也不太大，只是做了一些调整，基本上就是去找一些最恰切的表达。1998 年到现在快10年了！面对着当时的情景，面对着庞大的素材量，用什么、不用什么，怎样才能表达得更确切，又怎样去结构……就像我在那篇论文里说的，总觉得没法用尽自己的全部力量，因为我找不到这个东西到底在哪？可是我知道，每走出一步，我就会靠近它！
街边的几根炊烟沉重地
向上指了指 做出了几个六点五分的
报时 青灰的天空下
不再有旭日东升之感的旭升街
重复着毫无表情地醒来 穿上了#p#分页标题#e#
褪色的城市统一订做的上衣
……
就这么开始了。开始了王冬冬的《有关旭升街的故事》。他依然在还没来得及长出花和叶子的花坛外，看见了“已茂盛地长满了‘木工’、‘水暖’、‘瓦工’……充满渴望的眼睛”；依然在飘逸的诗情里体恤着现世百姓那平凡的温暖；依然在开始与结束之间展现着生命挣扎过程的美丽。
近些日子，王冬冬几乎每天都被他负责的栏目《百姓的日子》裹缠着，在我们交谈的时候还不时有工作电话打入。事无巨细，他给一些刚出道的新手总结出了一些结构模型，他清晰地意识到，一个栏目要生存，就要去激励核心竞争能力，按照适应观众的要求去演化，这样栏目才有持续的稳定性。产品就应该当作产品来做，但是要有一种创作作品的虔诚态度。
王冬冬总能在严谨与随意之间，在嘈杂与纯净之间，在挣扎与美丽之间找到他的平衡点，就像纪录片《化蛹为蝶》中融和着的那种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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