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１９１９＂最早的形象记忆，是４０年前的１９５９年，我在辽宁省实验中学读高三时，为纪念＂五四＂运动４０周年，我们这些年仅１８岁的高中生们自编自排了一出话剧《火烧赵家楼》，表现１９１９年北平大学生和市民们为在＂巴黎和会＂上，帝国列强把山东省出卖给日本，而爆发的一场大规模民众的抗议示威游行，火烧了当时政府总理曹汝霖的住处赵家楼，愤怒声讨软弱无能丧权辱国的北洋政府（影片《我的１９１９》中顾维钧与同事的对话里提到过此事）．我们那会儿哪懂话剧，只是为表达，宣泄激昂的爱国热情，对帝国列强的满腔怒火，用活报剧的方式在中学礼堂的舞台上演示出来．那时还真激动，嗓子喊哑了，还真打了扮演＂列强＂与＂曹汝霖＂的同学．我们的情感是真实的，爱国也是发自内心的．
现在看《我的１９１９》，怎么激动不起来了？我们真的被世纪末影视快感消费的文化潮流污染了？腐蚀了？失去了对历史，对严肃艺术的关爱兴趣？或是１９９９对１９１９的淡忘？对消失的历史耻辱已无意回溯，缅怀？想想，还是有点自责．一个民族不能忘却自己的历史，尤其是被人欺凌的历史．
《我的１９１９》把这段历史在８０年代后真实地重现给了我们．广电局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没有忘记，作者黄丹，唐娄彝没有忘记，导演黄健中和他的主创班子没有忘记．影片开始时，随着顾维钧的旁白：＂当某一个时件离开你远去的时候，你意识到这是历史．＂呈现出连串的历史资料镜头，接下来是马车里顾维钧沉思的近景，顾的脸被四周的黑暗包裹，只在马车后窗透出一孔光亮．然后是俯视的巴黎街道石头路面，黝暗的路面在镜头前移动，延伸，停在右上角露出一小片光线的定格上．字幕后，镜头摇起，顾维钧的马车在大远景深处驶来，驶向被黑暗笼罩的石头街道，背景的巴黎建筑也如山似的压在马车上空．从这里，我感受到了顾维钧肩头的历史重负，感受到我们民族当年被窒息的呼吸．这是一组很具感染力的历史造型，一组充满艺术张力的电影镜语，这是这一历史事件的总体表达．此后的影片，不如为什么断断续续地失去了这样的镜语格调，有了太多的阳光，明媚的草地，树林，巴黎街道，石桥，铁塔，华丽的宫廷餐室，会议大厅，被女人温暖的住所．即便顾维钧确曾在这些场所停留过，依他当年的心态，这些空间格局在他的视野里也不会像第一次漫步巴黎的旅游客那般赏心悦目．
但，毕竟顾维钧这个历史人物第一次在影幕上出现在当代人面前！我读过中国近代史，没见过他．在我国影视文化的艺术长廊里也从未有过这样潇洒，睿智，胆识过人的外交官形象．对陈道明和黄健中共同塑造的这个人物，我是信服的．虽然＂他＂不似《林则徐》在民族危难中站立在禁烟的虎口炮台旁那么戏剧般英武；也没有如《鸦片战争》那样高瞻俯视的全景观照．对历史谁能全知全能全面客观？历史学家不能，艺术家不能．编剧从即将淹没的历史中发现了顾维钧，导演在影片中强化，凸现了这一发现．全片是以顾的旁白引领，叙述视角基本上都是沿着顾维钧在＂巴黎和会＂期间的经历和感受展开，这种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铺陈，就巧妙地避开了对＂巴黎和会＂全过程冗长的对话式描述，只选择对表现顾维钧这个人物有关有利的场面展示：他作为全权代表，却在前往新闻发布会的途中，遭遇法国伤兵的袭击；为争取五个全权代表席位与各方的周旋；陪同陆外长拜会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的斗志斗勇；在＂和会＂上与日本代表牧野为争回山东主权进行的惊心动魄的外交激辩；至最后在＂和会＂上拒绝签字的历史性陈述．我惊叹在弱国无外交的大国争雄的国际外交战场上，在那个受列强凌辱，政府腐败无能的时代，我们民族竟有这么一位才思敏捷，干练，美俊，智胆双全光彩照人的外交家．黄导在顾维钧的智斗牧野的舌战中，设计了一个＂怀表＂的细节，为静立的辩论增补了一个赋予动感的戏剧性插曲，在严肃中添加了俏皮，相当智慧地显示了顾维钧个人的才能与魅力．驳斥日本代表的谎言时，又加进了一组一战前线华工与华工墓地的照片，煽起了会场上一片崇敬的哗然．＂怀表＂，＂照片＂是虚构的，在真实的历史大背景里却突出了顾维钧原有的聪明才气．这是历史，也是电影的呈现，这是一个艺术的历史性发现，为我国电影银幕增添恶劣一颗新星．顾维钧的爱国不仅表现在他聪慧，睿智，英气逼人的辩论中，更凭借了他的学识，他对世界外交格局的全方位把握，他的历史洞见，高贵的人格．这在爱国主义主题的阐释上对当代人无疑有着十分现实主义的思想启迪：爱国不能只靠心头的热血和响亮的嗓音，更要有真才实学，要有洞察环宇的头脑和胆略．
顾维钧的主要行为就是＂说＂：谋划，交涉，密谈，发言，辩论．这类题材中的人物对擅于动感文化的电影相当不适，编剧为此按传统叙事学套路增设了顾的一位好友－－肖克俭，又让梅从中勾连．肖克俭是动态人物，坐监出狱，政治集会，示威游行，暗杀强敌，烈火焚身，执意革命，不思妻女，实施了他英勇无畏为国捐躯的革命人生．健中还以他忠爱的浪漫笔法与革命激情细致地抒写了肖克俭的出狱，至最后自焚殉国的壮烈场面．如果说该片置播于１９５９年，没准青年观众与肖同仇敌忾，那时的国人还在抗击帝修反，赶超英美的革命激情中．如今的大学生，年轻的观众群还会如此心潮澎湃吗？且不说，五六十年代的年轻人今日看到肖这样的革命志士，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但观之无趣．而现在的年轻观众，也许会把肖与别国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恐怖分子混同而产生反感．这种双重误解的产生是由于肖克俭这个人物太社会化，群体化，意识形态化了．
梅和让娜一中一洋两位美貌女子侧立于顾维钧两旁，无论从情感铺叙，个性的柔情抒展，还是全片人物色彩多样的关照，都几乎是不可或缺的．片中的时空容量，近特写镜头也尽力施为，却始终不见顾维钧的心绪为之搅动，观众也只欣赏到了美貌，感受不到人物应有的内心波澜．怎么回事？我着实替健中设想了一番，怎么把这两位中西美女糅进顾维钧的生命中去，我于是感受到了健中创作与拍摄时左右为难的尴尬心境．健中有他的苦衷．他是真诚的．他将五六十年代那一代电影人的满腔的爱国激情投诸于《我的１９１９》之中．只是，时隔８０年后的今日，包括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在内的国人们正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昌盛，并使其屹立于世界东方而发奋努力着，他们是否还有心思，有兴趣去回顾那段软弱贫穷的民族羞耻？以这样传统叙述手法，银幕景象去展示对历史的缅怀，是否还能引起当下观众的审美情趣？我们若是再去触摸历史，是否应以当代的思想意识（不是４０年前的），现代的审美方式与制作方式去捕捉，关注历史中人的个体生命，而把群体的，社会意识形态悄悄地隐藏起来（不是取消）．历史是由一个个生动，优秀的个体生命构筑并联接起来的．顾维钧作为一个生命，毕竟还是显得平面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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