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昌：她曾经给予我的记忆与期冀

　　郭宝昌：她曾经给予我的记忆与期冀

　　一转眼，北京电影学院也60岁了。这几每次回到学校，虽然觉得已经大变样了，但是我却固执地认为她还是我头脑中保存的那个样子，热闹而静谧，活泼而温润，一如曼妙的少女，又如坚强的母亲。在此讲述两件小事，蕴含了她曾经给予我的记忆与期冀。

　　我是1959年考进北京电影学院的。1956年，北京电影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导演系的学生。可是1957年“反右”中竟然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被打成了“右派”，成了北京高校之冠。所以那一年没招生，到了1958年只能内部招生，政治条件就成了首要标准。1959年开始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考，我是资产阶级出身，第一关政治条件就过不了。当时不明所以，我还是站在了入学考试的考场上。导演系考场的长桌后面大概坐了十五六个考官，全是陌生面孔，用严肃的神态，审视的目光盯着我，  中间坐着的宽脑门、尖下颌的考官就是导演系主任田风。我将测试的项目一一考了一遍，只用了17分钟，在几百名考生中是用时最短的，最后考官给我的评价是做的小品与考题不符。我灰心丧气地走出考场，还被我的课外辅导老师臭骂了一顿。原本以为入学无望，发榜时却意外看到了我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田风老师觉得我反应快、聪明、有潜力，招生会议上所有老师都不同意要我，田老师拍着胸脯说：“这个学生我要定了，不就是出身不好吗？我担保。全班都是工农子弟，有这么一个资本家有什么了不起，出了问题我负责。”

　　那时候的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从无实物动作教起，到单人、双人、多人小品，直至片段、大戏，再练习拍摄默片和短故事片。我们进行实习演出，实习处不予配合，老师会亲自动手设计服装、绘景、布光、化妆，我们既演戏又上灯板、扛道具、搬景片、刷天幕，没有不干的，很是辛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排练大戏《骆驼祥子》，我演祥子。老师要我剃光头，我从心眼儿里不愿意。我又不是演员，再说暑假我要去上海，有人给我介绍女朋友，我剃个光头去算怎么回事？我支支吾吾把这事拖了下来，跑到人艺借了个头套。彩排那天，老师亲自给我化妆，看着我的头套一脸的怒气，我总想着头套如果粘好了，应该也没有大区别。真是事有凑巧，着名京剧大师盖叫天来京演出了，对于我这个戏迷来讲是机不可失的。可是距离汇报演出还有一个多星期，彩排进入到了紧张的连排阶段，盖老的演出还剩最后一场时，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决定宁可违反院规班纪，也要逃课去看戏。

　　当我看完戏回到学院，已经有3个同学站在门口焦急地等我了，告诉我出了大事，田风老师和同学们在教室里整整坐了一个小时等我，最后田老师大怒，拍案而起，宣停课整顿，回宿舍去了。我径直奔向老师宿舍，只见田老师背身站在窗前望着窗外，有两个同学紧张地站在旁边望着他，我刚战战兢兢地叫了一声“田老师”，只见他猛地回头大喝一声：“你来干什么！”我被吓呆了，从来没见他发过那么大的火，我没词儿了。“滚出去！”又是一声大吼，我站在那里进退两难。“你听见没有？出去！”田老师转过身冲着那两个同学大喊：“把他拉出去。”两个同学忙过来把我往门口又推又拉，我也急了，用力挣扎。田老师气得手直发抖：“你想干什么？你不是把检讨都写好了吗？”我们僵持了5分钟，我垂头丧气地回了宿舍，开始写检查。3天之内我写了8份检查，距离汇报演出还有3天的时间，班主任终于通知我可以在全班检查亮相了。我足足检查了一个小时，会上田老师语重心长对我说：“我最恨一个艺术家对自己的艺术创作采取不严肃的态度，艺术本身就带有游戏的性质，你再不严肃，不就成了瞎胡闹了吗？还能有什么艺术？看看你这破脑袋，那么高贵？就舍不得剃，还谈什么为艺术献身？没有献身精神，一辈子成不了艺术家。”从老师那儿出来，我直奔理发店，推了个大秃瓢儿！接下来的3天，我们日夜加班排练，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

　　这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教学，这就是北京电影学院老师和学生的师承关系，像师生，像师徒，更像父子。

　　我与“第五代”的渊源，现在可谓是众说纷纭。我索性不去解释，说辞也就更为曲折离奇。我与“第五代”1982年之前确实有过一次“接触”，如果那也叫“接触”的话。#p#分页标题#e#

　　那一年，我拍出了我电影的处女作《神女峰峰的迷雾》，我决定审查通过后先拿到北京电影学院去放映（当时所有的新片，，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都是先看的）。两个目的：一是毕业后16年了，我才“处女”了一下，回去向老师汇报；：二是示威，被整多年，回娘家扬眉吐气一把。但是这一想法却遭到电影中扮演吴新竹的演员侯克明坚决反对。他说现在北京电影学院有一帮小子，专门以起哄为能事。学校领导严厉批评过几次均无效。我说我这片子不至于吧，他说肯定哄，并且仔细分析说有3处可能挨哄，劝我罢手。我还就不信这个邪，克明又说那片子放的时候口1我别露面，放完了再告诉我现场情况。说得那么恐怖，反而惹起了我的火性，我一定要去，看看这帮小子怎么哄我，我也长长长见识。

　　我有个习惯，看电影不愿意旁边有人，总坐在右前方没人坐的地方。克明坐在我旁边，隔五六排的后面，坐着一帮学生，  当时并不知道是些什么人。

　　开演了，场子里很静，字幕过后，第一场山洞戏刚完，女主角出场有一个大近景，忽听背后有个人大喊“好大的脸”，立即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哆哄笑，克明悄悄告诉我“这就开始了”。等袁苑往下一跳，后面那人又大喊“起音乐”，但此处无音乐，后面那人大声说，  “我X，没起”！当女主角全景出现时，那人又大喊“推”，但是这个镜头没有推，那人带有自嘲的喊道：“我X，竟然没推。”3次都没哄起来，从此场内安静了，而且随着剧情，偶尔发出一些赞赏的笑声和轻轻的议论声。待演到“审瘦狗”一场，瘦狗说“向毛主席保证，说瞎话我不是人”时，场内竟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片子放完了，场内掌声雷动，克明松了口气，说：“郭导，您成功了！”后来我才知道，坐在我后面的那帮小子，就是78级的学生，也就是威名赫赫第五代精英：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人，高声呐喊起哄的就是何群。

　　我真正知道他们的名字，是1982年在厂里看他们拍的毕业作业《红象》。几个画面出来我就傻了，  中国怎么出这样的东西了？这是一群什么人拍的？凭我当导演的直觉和敏感，我知道一批新人起来了，片后的字幕中就是这批精英的名字，而且这批精英恰恰被分到了广西电影制片厂。这帮狂放不羁、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从此开始了在事业上真正意义的艰难起步。

　　很多年过去了，如今再回想这些往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一生中的坎坷、波折与荣耀，和北京电影学院总有着这样或那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所不大的院校，却总好像散发着一种独特的精神，时时带给我感召和期冀。